2018年10月，來自21個國家的50名外國專家獲頒中國政府友誼獎。來自芬蘭赫爾辛基大學的馬庫·庫馬拉（Markku Kulmala）教授是3位獲此殊榮的科學家之一。
今年60歲的馬庫·庫馬拉教授是大氣物理學及陸地生態系統氣象學家，他的頭銜包括：芬蘭科學和人文院院士、歐洲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院外籍院士、全球地學領域總引用量第一人、芬蘭赫爾辛基大學教授、大氣科學中心主任、氣溶膠領域最高獎“Fuchs紀念獎”和歐洲地球物理聯合會Wilhelm Bjerkenes勛章獲得者。
庫馬拉教授的研究領域主要包括大氣氣溶膠成核和增長機理、氣溶膠-大氣簇團動力學和生物圈-氣溶膠-云-氣候相互作用等。庫馬拉教授基于相關工作先后發表1351篇SCI論文（包括17篇《自然》論文和16篇《科學》論文)，總引用超過55000次。近5年來，庫馬拉教授一直是地學領域全球引用最高的科學家，高影響指數（H-index）為104。
馬庫·庫馬拉
庫馬拉教授本人也一直關注中國面臨的大氣污染問題，他曾在《自然》刊文為中國治理霧霾問題建言獻策，也一直致力于推動國家和城市層面的雙邊合作，積極從歐洲尋求資金和技術，幫助中國重點城市治理大氣污染。譬如，他幫助中國發展地球系統區域過程觀測平臺，并在領導PEEX（泛亞歐大陸實驗）計劃過程中邀請中國作為主要發起國，增強了中國在氣候變化與環境領域的國際化程度。庫馬拉主導發展的多臺儀器在中國得到較好應用，對揭示灰霾形成機理發揮了重要作用，促進了中國大氣環境科技的發展。
實際上，庫馬拉教授的團隊已與中國學者進行了近十年的實質性合作，他積極推動和開展與中國高校和科研院所（包括南京大學、復旦大學、北京化工大學、清華大學等）的合作和人才培養。在這中間，南京大學與赫爾辛基大學的合作早在2009年就已展開，并于2015年起建立了大氣與地球系統科學聯合國際研究實驗室。
2018年7月，庫馬拉教授和中國學者的合作再一次受到了學界矚目。這是因為，他領銜的赫爾辛基大學團隊和復旦大學王琳團隊合作，在《科學》雜志發表了題為《中國典型超大城市的硫酸-二甲胺大氣新粒子形成事件》（“Atmospheric New Particle Formation from Sulfuric Acid and Amines in a Chinese Megacity”）的論文。此項研究首次發現并證實了我國典型城市大氣中的硫酸-二甲胺-水三元成核現象，揭示了上海“大氣新粒子”形成的化學機制，也為我國大氣顆粒物污染防治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新的科學證據。復旦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系姚磊博士、芬蘭赫爾辛基大學博士生Olga Garmash為共同第一作者。
這是我國大氣化學領域首次在《科學》雜志發表論文，因此意義重大。鑒于中文媒體對這位大氣科學領域的科學家知之甚少，澎湃新聞獨家采訪了庫馬拉教授，以期了解他的科研理念、他培養學生的方式，以及他是如何開始和中國科學家的廣泛合作的。
【對話】
中國會解決霧霾問題
澎湃新聞：這次您的團隊和復旦大學王琳教授的團隊在《科學》上刊發論文意義重大，因為這篇文章是中國大氣科學領域的第一篇《科學》論文，請問關于這篇具體的文章，兩國的團隊是如何合作的呢？你和你的合作團隊是如何慶祝這次成功的？
庫馬拉：自2012年以來，我們與復旦大學的王琳教授就有非常活躍的合作。王教授是由南京大學的符淙斌院士和丁愛軍教授引薦給我的，自2009年以來我就與他們合作了。在中國，建立積極的人際關系非常重要。我在中國的合作中，目前最好的就是那些聽說過我，并主動尋求聯系和合作的人。
庫馬拉在2015年11月當選中國科學院外籍院士
當然，我為我們關于中國的第一篇《科學》論文的發表感到由衷的開心。在《自然》評論上，我已發表過兩篇關于中國的文章，但這是我們第一次在《科學》或《自然》級別期刊發表論文。我上次去上海時，我們舉行了慶祝晚宴。當然，現在我們的合作更加緊密友好了。現在我們正在計劃關于中國的下一篇論文，希望能在《科學》或《自然》級別的期刊發表。
澎湃新聞：因為您的專業領域是全球氣候變化，中國的霧霾污染和全球的氣候變化有關系嗎？中國的霧霾是否也影響了周邊國家？是否有科研上的證據證明這一點？
庫馬拉：霧霾在地方和國家層面都很重要。關于來自中國的空氣污染物如何影響了全球氣候，已有很多討論，但這是一個極具爭議的話題。我們在中國的合作者認為證據不足，我支持這個認定，但同時對未來的研究持開放態度。這會一直是一個重要議題，盡管如此，在全球范圍內制定這一政治問題并不會使科學受益。中國無論如何都會清除霧霾并解決這個問題，因此我們應該更多地關注地方和國家層面的行動。這就是我們現在在中國所做的事情。
鼓勵大家將人力和財力投入到長期觀察這一理念中
澎湃新聞：我通過您的科研團隊的一些同事，了解到他們非常推崇你的科研哲學，譬如，你不會做那些密集性的運動型的科研項目，而是非常重視對一個地點的長期的觀測。這樣的理念是如何來的呢？
庫馬拉：我是在1980年代后期決定與Pepe Hari教授一起在芬蘭建立地球系統過程集成觀測試驗基地（Station for Measuring Earth surface Atmosphere Relations，縮寫為SMEAR）的。當時的大部分研究都是短暫的運動，在切爾諾貝利核事故之后，我注意到這種科學方法存在重大缺陷。 要了解放射性沉積如何影響我們的環境需要長期的、一以貫之的研究。這促使我們在芬蘭建立了3個連續運行的SMEAR站。在我的職業生涯中，這個決定可能是最重要的。它已成為我能夠產出的所有東西的基礎，我也衷心希望其他人能夠看到它對我和我的團隊有多么有益。我希望我的例子能夠鼓勵其他人，也包括中國，將人力和財力投入到這一理念中（指長期觀測）。
澎湃新聞：有介紹說地球系統過程集成觀測試驗基地SMEAR是全球公認的測量參數最齊、持續時間最長的“旗艦站”。為什么要建設這樣的試驗基地？
庫馬拉：建立SMEAR站是為了了解芬蘭森林中大氣變化的短期和長期過程。SMEAR的概念已經能夠為芬蘭的自然資源決策提供信息和知識，也為全球規模上的政府間行動所用。我想回答IPCC（國際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報告提出的關于氣候變化的問題，并能夠解答那些需要連續測量的問題，例如溫室效應。如果我們想要看到在自然生態系統中活躍的所有過程，就需要持續測量和監測，這個是我很早就明確的。
澎湃新聞：聽說業內人士用你擁有一個“科研王國”來形容你的影響力，這樣的影響力是如何建立起來的？你是否喜歡這樣的評價？
庫馬拉：有很多原因使得他們會這樣形容，但我想最大的原因是決定支持開放的科學和開放的數據（Open science and open data）。 我們的數據可供所有人免費使用，這使得過去20年來非常成功的協作研究成為可能。我從未因這項開放數據的決策失去任何東西，我相信每個人都可以從我現在這1000多篇發表中看到這一點。
所以，是的，我確實喜歡人們這樣形容我，我也希望那些認為這個詞帶有貶義的人也會看到這對每個人都有益，特別是對那些還處在科研生涯早期的研究人員。
澎湃新聞：有種說法是，科學家經營科學研究其實和企業家經營公司沒有太大的區別，你同意這樣的說法嗎？
庫馬拉：既同意也不同意。如果考慮到SMEAR的運行，那么是的，我有年度目標和計劃，我要分析短期和長期的決策和條件，因為長期運行SMEAR花費不菲，能夠做到這一點需要明確的規劃和戰略思考。我由衷的希望年輕科學家們能從我的行為，和過去的這些歷史中看到這一點。
我支持我的所有學生
澎湃新聞：你是如何選拔學生和培養學生的？你之前說過，有些學生會覺得在你的團隊很殘酷，有些學生卻能如魚得水，這背后的原因，你覺得是什么呢？
庫馬拉：我們都是獨立的個體，這就是為什么有些人適合我們的團隊，而有些人不適合，不過適合我們的人比那些不適合的多。當然，我們團隊的節奏是很快的。即使是現在，我們也只是分析了我們收集到的所有數據的淺層而已，有很多潛力尚未被挖掘。這種復雜的情況和快速變化的研究環境，會讓一些學生自我感覺不夠好，因為其他學生的進展會快得多。此外，我們需要對社會的需求作出反應，并在很短的時間內提供結果。這對某些人來說可能會有壓力，但另一方面，這也給了我們很多回報。
澎湃新聞：我聽說你會對你欣賞的學生鼎力支持，是這樣嗎？你怎樣兼顧公平原則呢？或者說，你的科研梯隊是如何建立起來的? 你認為你這么強大，你的學生足夠獨立嗎？
庫馬拉：我支持我的所有學生。那些可以提供新見解的人是最受歡迎的，最容易被留下來的。我需要新的方式來看待這個研究領域，我從學生那里得到這些新鮮的思路。公平是困難的，因為這背后其實是個人意見。如果學生需要，我都會盡可能的支持并提供給他們機會。有些學生要求越來越多的研究工具和機會，有些學生的要求則不是那么多。其實這兩種方式都沒問題，只要他們的研究是在推進中的。
此外，我的科研活動和項目一直在穩步推進中，所以對于那些希望留下來的人，最大的可能是會在我的團隊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如今，我也鼓勵他們，能在沒有我參與的情況下做科研。過去十年已經涌現了很多很好的例子，特別是如果你看看我們那些年輕的教授的話。
澎湃新聞：你的團隊里有多少中國學生？你是如何選拔中國學生的？
庫馬拉：我們現在有16名來自中國的學生。我主要是參考他們的推薦信。
中國將會是未來科學研究的超級大國
澎湃新聞：早在十年前，您就已經是大氣科學尤其是氣溶膠領域的世界級的專家了，不過那時候您的研究基地主要在芬蘭，是什么契機讓您開始和中國的科學家合作呢？因為您也和歐盟其他國家、還有美國、俄羅斯等國的科學家進行合作，和中國科學家的合作有什么讓您印象深刻之處嗎？中國的科學家有沒有一些共性呢？
庫馬拉：2009年，南京大學的符淙斌院士和我取得了聯系。他和南京大學的丁愛軍教授有興趣在南京建立SMEAR概念的研究站，這個站的開放時間是2012年，并且非常成功。直到現在，符院士和丁教授都是我在中國最重要的合作者。我希望我們的聯合研究和合作能夠繼續持續下去。
中國人非常努力工作，我很享受這些年和中國學者的合作。他們也非常富有成效。唯一的問題是中國的團隊之間競爭比較激烈。我想在中國幫助推動建立全國范圍的研究網絡，這是一個巨大的挑戰。直到現在，我才看到不同群體之間的合作的開始。我相信中國將會是未來科學研究的超級大國。
澎湃新聞：您也致力于把很多先進的科研儀器介紹到中國來，大學使用科研儀器，也進一步促進了企業的創新創造，再以稅收等方式反饋給社會，是這樣嗎？在你以往的演講中，你也展示過科研對社會的反饋，在中國，據你觀察，這樣的良性循環是否也已經形成？
庫馬拉：我的團隊如今已經有三塊大的分支：學術、創新和產品研發。如今，創新和產品開發是我活動的核心。如今，學院和私營部門之間的界限已經消失，現在，我們的研究能夠創造盈利是非常重要的。中國也參與其中而且非常活躍，我們希望在不久的將來能夠生產出潛在的具有商業價值的項目。
我來中國是為了做出更大的蛋糕
澎湃新聞：您在領導PEEX（泛亞歐大陸實驗）計劃過程中邀請中國作為主要發起國，增強了中國在氣候變化與環境領域的國際化程度，請問這個事情是如何發生和推進的呢？
庫馬拉：中國從一開始就是PEEX的積極合作伙伴。 PEEX與“一帶一路”倡議有很大關系，現在我們有了姐妹組織，如中科院遙感所領銜的“數字一帶一路”（Digital Belt and Road ，DBAR），以實現我們的愿景。 在過去的幾年中，這種交叉學科的國際組織的資金狀況并不是那么好，但進展正朝著正確的方向發展。 我希望在未來兩年內，我們將看到PEEX與DBAR一起取得更快的進展。
澎湃新聞：赫爾辛基是中國倡導的“一帶一路”的一個連接點，作為科學家，你如何看待“一帶一路”這個策略呢？你打算如何參與到這個倡議中去呢？
庫馬拉：“一帶一路”是一個非常宏大的倡議。我們需要這種宏偉的舉措來應對我們社會未來面臨的重大挑戰。PEEX地區正好位于“一帶一路”的區域內，從北京到赫爾辛基。我希望PEEX和DBAR有機會為實現“一帶一路”的目標做出貢獻。
澎湃新聞：你在北京化工大學的研究團隊和觀測站是如何建立起來的呢？
庫馬拉：2016年，北京化工大學聯系了我。他們對國內外研究人員進行了全面的了解和調查，以形成北化的大氣科學團隊，特別是解決中國城市空氣污染問題。我邀請他們訪問我們在芬蘭的SMEAR站，介紹我們在中國的活動，例如我們和南京大學和復旦大學的合作。丁愛軍教授和王琳教授也與北京化工大學進行了交談，分享了與我合作的經歷。似乎他們的反饋都非常積極，BUCT表示愿意與我一起啟動計劃。 我們的北京站自2018年1月開始運營，第一次冬季實驗的結果在科學上非常有趣。 我很高興與北京化工大學合作，并感謝他們給我這個機會。
澎湃新聞：因為您是外籍科學家，您在參與到北京、上海的科研項目的時候，不可避免的和中國本土的科學家有一些競爭關系，你如何看待這樣的科研競爭？也有種說法是，你來中國參與切割“科研蛋糕”，你如何看待這樣的爭議？
庫馬拉：如果我沒有任何東西給中國，那么我不需要從中國獲得任何研究經費。我很榮幸能夠與優秀的中國團隊一起在中國工作，我確實希望這樣的合作可以繼續。不過，我不想“利用”中國。我希望我和我的知識和資源能夠為中國所用。與對我個人相比，對于中國來說，繼續這些活動會有更多的好處。對于那些我已經獲得資金的項目，我當然會盡最大努力為解決這些問題做出貢獻，我希望最終能形成可以傳遞或具有商業價值的知識。我希望我可以幫助中國賺到更多的利益。如果硬要說，我不是來“切蛋糕”的，我的目的是和中國的同行們一起做出更大蛋糕。我相信這是雙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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