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俠

習近平總書記在兩院院士大會、中國科協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當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突飛猛進，科學研究范式正在發生深刻變革，學科交叉融合不斷發展，科學技術和經濟社會發展加速滲透融合。

如何看待科學研究范式正在發生的深刻變革？厘清這個問題不僅對宏觀科技管理工作意義重大，對微觀層面的科技共同體成員而言也是非常重要的。

范式是美國科學家托馬斯·庫恩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中提出的概念，具有多義性，簡化起見，可以把它理解成共有的理論、模板、文化等。

科學范式是指當代科學共同體所共同信奉與接受的理論體系，并以此作為常規科學工作的理論預設，如人類今天的科學研究活動總體上仍然限定在20世紀初物理學革命所確立的基本理論框架下，換言之，20世紀物理學革命所帶來的新觀念仍處于理論發展的壯年期，遠沒有到理論的衰落期。從這個意義上說，當今世界的科學范式并沒有發生太大的變化。

而科學研究范式則指，科學共同體為了使日常科研工作高效有序運轉所依賴與普遍采用的一套規則體系的集合，包括建制環境、研究路徑、評價體系、研究方法、研究工具、技術路線與研究模式等。總之，研究范式是關于研究有效、合規的一組被認可與接受的規定，它受到社會、經濟、文化、國際環境以及個體偏好等的影響。

自從人類進入信息化時代以來，科學研究的路徑、評價體系與方法等都發生了變化，而這些變化與以往的科學研究范式相比有了很大的不同。一些舊的建制、方法、手段、研究路徑不再被采用，而新的一套規則快速出現，導致舊的研究范式面臨被替代的命運，種種跡象表明原有的研究范式正處于發生根本性變革的前夜。

科學范式與研究范式之間又是什么關系呢？總體而言，科學范式強烈影響研究范式的選擇，當兩者相匹配時，科研活動就會呈現出活躍而高產的狀態，反之亦然。

按前文的判斷，即科學范式沒有變，為何會有研究范式的轉變呢？

其實，所謂科學范式沒有變，是指居主導地位的核心理論沒有變，這是根本性的，但是當下理論關注的問題的深度與廣度卻增加了，此刻科學問題的復雜性與其在科學革命初期時不可同日而語，為了應對這種新變化，才有科學研究范式的轉變。

為了更好地揭示這種變化，我就研究范式的變革提供3條思考線索。

首先，研究路徑與研究模式的改變是最常見的科學研究范式變革。二戰以后，隨著科學存在形態完成從小科學向大科學的轉變，研究科學的路徑與模式也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在小科學時代，科學研究范式奉行個人英雄主義，并由此成就了無數科學傳奇，如愛因斯坦、居里夫人等憑借個人努力，取得了杰出的科學成就。而到了大科學時代，要想取得重大科學成就，遠非一己之力所能完成，比如美國曼哈頓工程、阿波羅登月計劃、引力波探測、中國的神舟飛船等，這些耗資巨大的科學項目，都是由龐大的科研團隊通過復雜的現代管理技術有機整合起來才能完成的，任何個人都是無力完成的。由此不難看出，研究從個人向團隊的轉變就是一種典型的研究范式變革。

回到宏觀層面，我國科研活動中多年奉行“舉國體制”，即在某一特定時刻動員所有資源（人、財、物）去攻關選中的科學難題。正是靠這種研究路徑，我們取得了以“兩彈一星”為代表的多項科學成就。

毋庸置疑，舉國體制也有其明顯弊端。其一，沒有被選中的學科領域都將被邊緣化，發展受到擠壓；其二，一旦科研選點失敗，成本巨大。它只適合攻克已有成功先例的科技難題，不適合沒有先例可循的原創性知識領域。在科學發展到一定階段時，就會出現沒有可以模仿目標的困境，此時再多的資源集聚也于事無補。

拋開效率不談，舉國體制的弊端在于無法適應沒有明確方向的探索性研究。也正是基于這種背景，“新型舉國體制”呼之欲出，仔細遴選、精準定位與保持學科整體平衡，盡量在不影響整體科技布局與發展的背景下，對某點實行精準化超強攻關。此舉意在突破原有舉國體制的賭博性決策弊端。另外，在舉國體制模式的影響下，研究自由度普遍不足的缺陷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從這個意義上說，新型舉國體制應該是個人研究模式與集體研究模式的有機整合。

無獨有偶，近日，美國國會參議院通過《2021年美國創新與競爭法案》，向美國技術、科學和研究領域投資逾2000億美元，強調通過戰略、經濟、外交、科技等手段同外國展開競爭。這一法案透露出一個信息，即美國在科技管理領域原本是秉持分散的、自由主義研究傳統的國家，而該法案卻體現出明顯的美版“舉國體制”的味道。

其次，科技評價體系正面臨深刻變革。評價體系是科學研究活動中至關重要的一環，新中國成立以來關于科技評價體系我們經歷了多次變革，僅就改革開放以來的變化就可以看到這種變革所帶來的深刻影響。

改革開放之初，科技評價大多以資歷論英雄，弊端顯而易見。它阻礙了科技界的新陳代謝與對流，新人脫穎而出的機會比較少，間接減緩了科技發展的速度。因此，自20世紀80年代后期，科研評價體系開始向發表SCI論文方向轉變，使中國的國際科技論文（SCI）產出連續11年（從2009年開始）位居世界第二，成效顯著，可見評價體系的變革對于科學研究的巨大引領作用。但是，以論文作為所有學科研究的唯一評價出口所帶來的異化現象也越發嚴重，出現了發表論文比解決實際問題更重要的荒謬現象。

基于這種現實，在我國運行30多年的以唯論文、唯帽子等為代表的量化評價體系正在面臨重建，當下熱議的破四唯/五唯雖然還沒有完全落地，但是改革評價體系的趨勢不可逆轉，可以預期未來的評價體系將更加注重研究理論與實踐的統一，并最大限度規訓科研人員做最有價值的科學研究，而非為一己之私的單一化、形式化研究。

第三，無價值負載的信馬由韁式研究盛宴已過，負責任研究正在成為主流研究范式。在以往的科學研究中，科技人員大多信奉科學價值中立性，信馬由韁式的研究大行其道。由于大科學時代科技一體化程度的加深，已經很難區分一些研究到底是屬于科學還是技術，以至于那種源于小科學時代的“為科學而科學”的理想漸行漸遠。科技人員再也不能不考慮其研究的后果，尤其是隨著以生物技術、人工智能與大數據為代表的新技術的快速突進，很多科技后果給人類社會帶來的風險與不確定性都是前所未有的。把研究與責任捆綁起來的內在要求勢在必行，21世紀以來，世界范圍內興起的負責任創新浪潮以及以歐盟為代表的負責任研究與創新理念的提出，無一不是強調科學家研究的倫理責任。

時至今日，這種理念已經被世界各國科學共同體所普遍接受，試問，我們是否還可以固守傳統的不計后果的科學研究范式？至少納稅人就不會同意，哪怕是自己掏錢研究也不行，顯然傳統的價值中立研究范式在今日已經行不通了。

從科學研究的宏觀外部條件到中觀的評價體系的變革，再到負責任創新理念的逐漸被接受，這些變化預示著科學研究范式正在經歷深刻變革，如果上述所論的三種外部條件都能如期推進，那么新的科學研究范式將得以確立，并實現科學為善的目的。這是大勢所趨，科學家能做的就是遵循趨勢，調整自己的研究范式，畢竟時代拋棄一個人在很多時候是連一個招呼都不打的。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科學史與科學文化研究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