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文龍

詹文龍

1977年參加高考，1978年進入蘭州大學現代物理系學習。原子核物理學家，先后擔任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所長、中國科學院副院長，當選中共十五大、十六大代表，十七、十八屆中央候補委員和十三屆全國人大代表。長期從事低能、中能、重離子核物理研究，對重離子核物理和新核素合成進行了系統性的研究。在放射性束物理研究、蘭州重離子加速器冷卻儲存環國家重大科學工程研制、重離子治癌、加速器驅動先進核能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創新成果。2008、2012年獲得國家科技進步獎二等獎、何梁何利科技進步獎，2009年獲中國科學院杰出科技成就獎。2005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

1977年10月，恢復高考的消息傳來時，我正在廈門東方紅紙制品廠當工人，此時距離高中畢業已經3年多了。

我深刻地記得中學時老師們的教導：讀書能改變命運。雖然高考取消，我當了一名工人，但是繼續讀書的這個信念從來沒有變過。讀書，是我一直很堅持的一條路，所以當高考這扇大門打開時，我自然而然地就走進去了。

對于那一代的人來說，40年前的那場考試，不但改變了我們個人的命運，更是改變了整個中國的前途未來。

愛讀書的紙制品廠工人

1966年“文革”開始的時候，我念小學四年級。小學畢業后，我被分到了廈門市第四中學讀書。

由于從最初的“停課鬧革命”到后來的“批林批孔”運動，我在初中只讀了半年，高中讀了大約一年。就在這僅僅不到兩年的中學生涯，有兩件事對我產生了深遠影響。

第一件是學校把愿意讀書、學習成績好的學生專門集中在兩個班級里，這對我是一件好事。第二是教我們的老師們極為負責任。在當時的特殊環境下，他們所想的是如何讓學生學到更多的知識，教會我們自學。我記得他們常說，現在的社會風氣是不正常的，你們好好讀書，將來上大學。他們講述的充滿理想、意氣風發的大學生活，讓我十分向往。

中學時，我在體育運動方面一直都很活躍。因為籃球打得好，我成了區里的籃球隊員，那時叫雇傭隊員。也因為這個身份，后來中學停課后我被安排到廈門東方紅紙制品廠當工人。

在造紙廠，我先是做制漿工。3個人負責兩個紙漿池，我身體好，工作效率高，在團隊中算是主力，8小時的工作量，我們一般三四個小時就完成了。剩下的時間，我就在旁邊看書，廠里的書記經常見我讀書，說道：“看樣子，你是個念書的料。”

坦率地說，從學生變成工人，我們當時眼界和心氣兒的確比較高，甚至有些“不聽話”。有時候工作完成后，要是區里有籃球比賽，我騎個自行車就去參加，打完球回家吃了飯再去工廠。其實，當制漿工的那一年半時間，我很自由。但也正因為太自由，管我們的一位老太太派我跟著汽車隊去做裝卸工。

那時，大家都說裝卸工工作不好，干的都是重活，我想著反正自己身體好，干什么無所謂。現在看來，多虧了做裝卸工的那兩年半時間，讓我有機會在書荒的年代找到了許多書。

裝卸工需要跟著汽車到各個廢舊收購站收購廢舊書紙。在這期間，我收集了大量不同領域的書籍，大部分是數理化方面的，也有蘇聯教材、小說等。裝卸途中，我有時坐在后面貨廂里，有時坐在前面，利用這個空當兒看書。其他工人看到好書時，也會幫我留著。他們對我很好，吸煙喝酒的事情不會找我，也不會跟我講不文明的話。

那個時候，大家最缺的就是書，而我卻擁有了比一般人多得多的書籍，學習動力也很足，沒事就自己看書，高考前我基本把大學基礎數學、微分幾何和物理都看完了。

臨考前一周才開始緊張

回首那年的高考，我要感謝紙制品廠書記對我的鼓勵。大約是在1976年，我看到很多條件好的同學都去當了兵，非常羨慕他們，想著自己身體素質強，學習成績也不錯，也想去當兵。沒想到，書記卻對我說，還是讀書好，她告訴我“文革”前自己的孩子就是一直讀書，最后考上了大學，現在已經是船長了。勸我再堅持一下，等上一年兩年，說不定高考真的要來了。

就這樣，我堅持了下來。當時區里有“七·二一大學”，這是根據毛澤東在1968年7月21日作出的指示開辦的，在國內很盛行。我們區“七·二一大學”的授課老師大多來自廈門大學，“近水樓臺先得月”，我的工作是三班倒，我就晚上上班，白天去聽課。

恢復高考的消息公布后，我覺得自己考上的問題不大。

那時，我跟幾名廈門大學教職工子弟關系很好，他們找來了“文革”前17年的考試題，就連北洋時期的入學考試題也找到了。他們知道我數理化學得不錯，在臨考試前兩三周時，也叫我過去一起學習交流。

對于那些數理化題目，我基本看完題就能說出答案，所以對于高考，我是非常自信的。

但距離考試前一周時，我所在的廈門第四中學組織復習考試，那時我才開始害怕。雖然我一看題目就能說出答案，但不會用比較正規的解題方法。這時我才發現之前自學的都是“野路子”，標準的解題步驟我不懂。

1977年12月10日，我在廈門市第八中學參加了高考。至今我還清楚地記得，那天考生特別多，我是自己去考試，考完就回家了。那兩天，雖然感覺跟平常一樣，但我知道這一次是改變命運的考試。

“文革”前，社會上流傳著“穿草鞋和穿皮鞋之分”，意思是考上了大學你就是“穿皮鞋”的。確實，那一代人積蓄了十年的能量，對待這次高考，所有人都很認真。

20世紀七八十年代，包括廈門、江浙滬一帶都屬于準軍事區狀態，基本沒有大的工程建設。但福建沿海一帶特別重視教育，只有念書念出來，才能改變命運，否則就沒有什么出路。當時的社會風氣也是學生愿意學，老師愿意教。在我前后被評為院士的人，許多是來自這些地方，以至于后來到中關村工作時還遇到了一群老鄉。

考完后大約二十多天，成績出來了。當年福建省的高考錄取率很低，被大學錄取的考生不到百分之一。福建是先公布省外學校錄取情況，再公布省內的。我報的蘭州大學，所以是最早一批被錄取的。

被錄取的消息還是從我哥哥的同學那里獲知的。他在郵政局工作，也參加了1977年的高考。他看到了我的錄取通知信，就立馬騎著自行車到我家里報喜。我家距離主街道比較近，還沒見到他人，遠遠地就聽到他在大街上喊著我的名字。

薄薄的信封里，裝著一張普通的紙，那就是改變我命運的錄取通知書。

堅持“核物理”之夢

上世紀60年代，中國的第一顆原子彈和第一顆氫彈相繼實驗成功。也是在那個時候，我讀到了當時流行的小說《第二次握手》，被書中主人公從事原子物理研究、科學救國的事跡所感染。所以在高考填報專業時，我打定主意要念核物理專業，利用核物理建設國家，第一志愿就直接寫上了蘭州大學現代物理系。

那時我們是先報志愿再參加考試。當時報完名，家里人也沒有太多的意見，想著能不能考上還不知道呢。但考完后他們開始擔心了，萬一真考上了，蘭州那么遠，那里也沒有親戚，南方跟西北差別那么大，能習慣嗎？父母甚至還找了一個曾經在蘭州當過兵的同鄉人跟我講蘭州有多苦，勸我不要去。

那年我23歲，早就認定18歲后人就應該自己出去闖這個觀念，當時年輕氣盛，根本沒考慮地域、氣候是否適應這些問題。說到“吃苦”，我當工人期間也吃了不少苦，經歷了很多事情，最后都挺過來了。所以，當那位同鄉人告訴我蘭州很苦的時候，我根本沒當回事兒。

1978年2月底，我踏上了西行的火車。帶著棉被、書本，從廈門出發，經停杭州、上海轉車，前后歷時9天最終到達蘭州。

蘭州給我的第一感覺是出乎意料，與現在的蘭州完全不一樣。我還記得那天我穿著當工人時穿的翻毛皮鞋，下了火車，一腳踩下去，地上大概有兩公分的浮塵，一下蓋住了我整個鞋面。

第一學期，食堂丟了油票，供應的是清水煮菜、玉米面糊，還有發酸的面糕，基本上沒有油水。我特別能吃，一般中午要吃八兩，以至于家里一直給我寄全國糧票。

那時盡管物質條件匱乏，但學習氛圍很濃厚，大家都有著很強的精神追求。大學里，老師竭盡所能傳授知識，只要沒有集體活動，我們就看書。每個人都明白，這個學習機會來之不易。

而我與近代物理所的緣分似乎是命中注定的。由于核物理專業是保密專業，院系設在了蘭州大學外面，它正好與近代物理研究所分別位于盤旋路十字路口的兩側。到蘭州大學報到的第一天晚上，我與幾位同學吃完飯返回時，走錯了路，經過一個大坑，而這個大坑上建設的就是蘭州重離子加速器。

畢業后我被分配到了這里，度過了人生最寶貴的30年。

年輕人要在逆境中成長

上世紀70年代后期，“文革”結束，國家百廢待興，“四個現代化”建設如火如荼地開展。恢復高考后的前幾屆考生，幾乎所有人都滿懷理想，用功讀書，學習新知識，迫切想要改變自己的命運，更希望通過掌握科技來改變國家現狀。在40年后的今天看來，把國家需求發展為目標作為自己人生的追求，才是這代多數人取得成功的秘訣。

現在，國家經濟發展迅速，物質生活水平提高，但是社會的價值取向卻令人擔憂——過分追逐金錢和利益，而輕視人生理想和哲理認知。

我認為人的可塑性很強，物質條件不一定很豐厚，有著正確的價值取向，在逆境中反而更具創造力和競爭力。時任蘭州大學校長劉冰曾告訴我們，年輕人要學會接受委屈和逆境，過于順利、安逸的環境對于人的成長不見得是好事。

不得不承認，中國的現代化發展遠遠遲于國際先進國家，但現在中國科研“風景這邊獨好”，盡管我們的原始創新能力不強，但我相信這只是時間的問題，中國的科技強盛需要數代不懈的追求。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分“兩步走”。對于完成第一步，在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建成創新型國家的目標，我堅信不疑。但要想完成后一階段的目標，必須要讓我們國家的青年一代樹立正確的價值取向，因為未來中國的建設與成功發展要靠幾代年輕人努力奮斗。

（本報記者韓揚眉、潘希采訪整理）

▲詹文龍（第二排左二）與男子足球隊教練及同學畢業留影

▲蘭州大學物理系原子核物理專業77級全體同學合影（第三排左五為詹文龍）

▲詹文龍的畢業證書

▲詹文龍（左）和室友在宿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