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胡珉琦

如果去到青藏高原、內蒙古的草原，人們很容易就能看到由鐵絲制成的呈網格化的圍欄，這是現代畜牧業管理中非常重要的一項手段。在歐洲、北美等地，圍欄同樣是一種幾乎無處不在的基礎設施。

可正是因為它的普遍性和通用性，越來越多的科學家發現，人們反而不關心它的實際效應，仿佛這就是理所當然的。然而，修建圍欄真的是一項在任何時間、任何地區、任何氣候條件下都適用的畜牧業管理手段嗎？

圍欄對野生動物的負效應

近日，美國蒙大拿大學林業與保護學院的研究者Andrew F Jakes和他的合作者在《生物保護》Biological Conservation雜志發表文章，呼吁更多關注圍欄對野生動物和生態系統的影響。

在國際上，現有的圍欄大致可以分為四類：劃定土地持有或政治邊界的邊界圍欄；牲畜圍欄，用以控制家畜；隔離圍欄，用以保護公共安全和個人及公共資源；專門為了保護瀕危物種所設的圍欄。

文章指出，從這些圍欄設計對野生動物的影響來看，前三種圍欄主要產生的是負面效應，而即使是用來保護一些重點物種的圍欄，也可能對其他物種產生負面影響。

原因是，這些圍欄充當了一道道屏障，使棲息地碎片化，野生動物的活動受阻甚至是被孤立，減少遺傳交流。

圍欄還會影響野生動物的行為，它們瘋狂地想要越過圍欄，或是尋找出口，導致壓力和能量消耗劇增，個體健康水平下降，還有的直接被鐵絲網纏繞而死。

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影響會累積起來，最終改變草原系統的生態完整性。

比如，普氏原羚是生活在青海湖區域的一種瀕危的有蹄類，中科院動物所研究員蔣志剛團隊在“草原圍欄對普氏原羚行為和棲息地面積的影響”研究中明確表示，草原圍欄直接導致了普氏原羚棲息地面積縮小，晝間活動距離減小，圍欄高度對普氏原羚的行為反應有明顯影響，且增加了普氏原羚的死亡率。

不僅如此，Andrew F Jakes等人還提到，為特殊保護目的建造的圍欄也會產生意想不到的后果。比如，在非洲的博茨瓦納，為了控制家畜與野生有蹄類動物之間的疾病傳播建起的圍欄，導致了遷徙的有蹄類動物數量急劇下降；在大洋洲，為了保護家畜和牧場而建立的野狗防護欄，改變了當地特有的掠食者和引入物種的關系，對植被和生態系統造成了負面影響。

在他們看來，如今，社會已經形成了一個共識——道路運輸和能源基礎設施建設會對野生動物的生存和生態系統產生不利影響，而這方面的研究和生態保護工程都在積極地進行。

“圍欄在空間上是廣闊的，在許多農村地區，圍欄的影響面遠遠超過道路的直線范圍。但它在很大程度上卻被嚴重忽視了。”

“圍欄效應”的爭論

圍欄問題之所以不被看見，是因為它顯現出的負面效應主要體現在生態破壞方面，而當初它的出現可是具有重要的經濟學意義的。中國人民大學環境學院教授曾賢剛在他的論文《“圍欄效應”：產權分割與草原生態系統的完整性》中作過詳細解釋。

在經濟學里，有一個“公地悲劇”理論，它說的是在產權不明晰時，個人使用公共資源付出的成本就會小于社會為其付出的總成本，從而導致資源的過度利用。而科斯定理認為，只有通過有效的產權界定，經濟系統才能最終實現資源的最優配置。這就是各國都注重對草原牧區產權界定的重要原因。

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等畜牧業發達的國家相繼建立起了網圍欄，我國也開始借鑒改革草原牧區管理制度。上世紀90年代開始，國內實行了草場承包經營責任制，原本屬于一個整體的草原劃分為一塊塊的“私人領地”。

不僅如此，長久以來，過牧超載一直被認為是我國草地退化的主要原因，除了可以明晰產權，修建圍欄還能控制過度放牧，降低牲畜對草地生態系統的危害，幫助牧場的重建，并改善畜牧業生產。在一些退化沙地草地生態恢復試驗研究中，這一作用也得到驗證。

圍欄的積極效應和負面效應因此陷入了長久的爭論。

可但凡涉及生態學問題，就不能忽略累積效應。《內蒙古林業調查設計》最新發表的“退化草地恢復研究進展”中就指出，圍欄封育的積極效應是隨著時間的變化而改變的。

研究發現，圍欄封育可以在較短時間內對植物群落特征產生積極影響，使得其高度、蓋度、生物量、生物多樣性等指標增大，并在5~10年內達到最大值，但隨著圍欄封育年限的增加，以上指標又會出現下降趨勢。

內蒙古大學蒙古學中心、內蒙古楚日雅牧區生態研究中心研究員達林太經過二十幾年的生態學研究發現，草場的健康程度與牧民的放牧半徑是息息相關的，在降水條件一定的情況下，放牧半徑越長，草場健康程度越高。他向《中國科學報》記者解釋稱，如果牲畜只在一個較小的范圍內反復采食和踐踏，牧草就很難得到休養生息的機會。

達林太調查發現，牧民定居用起圍欄以后，牲畜每年行走的距離是游牧行走距離的1.6倍。而且，在樣地實驗中，圍欄區域的駱駝蓬生長非常迅猛，這是草場極度退化的標志性物種。也正是由于居民點周圍草地被人畜反復踐踏，使得草原的退化以定居點為中心向外輻射。

圍欄負效應何時進入主流話語體系

2015年，北京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教授李文軍和她的學生西南財經大學的貢布澤仁、云南大學的李艷波，在《牧場生態與管理》發表了一項研究成果“中國牧場管理政策辯論”。

他們發現，越來越多的觀點認為，造成草場持續退化的原因并不是政策執行上的問題，而是政策本身出現了偏差。

“然而，這些學術觀點還沒能進入主流的話語體系和決策體系。”達林太表示。

以圍欄為例，首先這是一個非常復雜的生態學問題。Andrew F Jakes等人認為，從圍欄設計和效應，到對生物、生態系統和社會的影響，這些問題往往是相互交織的。但目前全世界關于圍欄、野生動物和生態系統之間相互作用的實證研究，特別是大尺度范圍內的研究，都非常稀缺。因為這樣的研究難度很大。

“圍欄基本上沒有地圖標識，也沒可查閱的證件記錄，我們不知道它們在哪里，我們也沒有有效的方法或工具來記錄它們的設計、目的和條件。由于缺乏關于現有圍欄基礎設施的規模、類型、條件和密度的基本數據，評估圍欄對景觀和生態系統的影響受到了很大的阻礙。”在他們看來，從研究者的角度，亟須填補“圍欄生態學”的知識空白。

此外，達林太坦言，“基于土地承包制的大視域，短時間內還難以找到替代性策略”。

他強調，這一政策對明晰牧場使用權的界限，更公平地分配牧場資源，尤其是保護小戶牧民的資源不受損失，產生了重要作用。在拆除、減少圍欄的同時，如何應對可能產生的沖突，確保小戶牧民對資源的維護能力等一系列問題，還沒有成熟的解決思路和辦法。“我們需要積累更多的系統研究和實踐經驗，才能回答這個跨學科的問題，從而給決策一個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