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師們并不是反對評估本身，而是反對程序性的問題，以及政策過分頻繁變動后難以快速適應的無助感。

■本報記者 溫才妃

如今，不少評估政策只問結果，不問過程。拿出的成績單固然漂亮，但需要思考這是拿什么換來的、付出的代價是什么、未來的可持續性如何。從長遠來看，現代大學制度的建立，不能只是簡單“以結果論英雄”。真正的一流，重在管理、制度本身，學校要形成尊重一線教師的氛圍，讓他們心里踏實、有成就感。

“什么？畢業設計要求真實生產任務，否則無法通過教學工作量的考核要求？”

新工科2.0要求以真實生產任務的畢業設計代替畢業論文，急得一名沒有橫向課題任務的東部某高校老教師欲哭無淚，甚至放言“提前退休”。

他的擔心并非沒有來由。從去年到今年，這所高校的專業從70多個砍到50個，各類指標增加了35%。去年因沒有完成考核要求，被降級處理的教師就有8人。其力度之大，讓教師們談之色變。

“雙一流”重視科研，本科評估強調就業率。看似都很有道理，但卻忽略了指標內部的矛盾。沖擊“雙一流”，教師把主要精力放在科研上，就業、實踐就弱化了。“但本科專業調整又看重就業率，稍不留神搞得兩頭都不占。”該老教師說。

身處矛盾中進退兩難，有些人便萌生“退意”。實際上，近年來，該校提前退休的比例也越來越大，延遲退休的比例反而逐年縮小。

近年來，類似全國高校新增、調整及撤銷若干個專業、若干所大學本科專業動態調整撤銷若干個專業這樣的新聞屢見不鮮，但很少有人關注新聞之外，因評估、考核指標而身心交瘁的教師們。

指揮棒

如果簡單地理解老教師的經歷，似乎可以把上述專業調整解讀為“淘汰落后產能”。但究竟是教師無能，還是制度不合理，并不能簡單下結論。

和很多高校一樣，為了沖擊“雙一流”指標，老教師所在的東部某高校經歷了一段迅猛的“進人”時期。老教師的同事、該校教授張思告訴《中國科學報》，這一時期看重科研，引進的人能寫一手漂亮的論文，但對生產實踐卻知之甚少，“農林專業的老師，甚至連植物都認不全”，更有甚者，引進外籍教師，中文、英文授課皆困難，只能單純搞科研。

隨后，結合教育主管部門的學科評估、專業認證，該校迎來了劇烈的專業調整時期。專業調整以就業率為指揮棒，由70多個專業砍到50個。其中，雖不乏一些合理的調整，如裁撤因領導而設的專業、就業率過低的專業，但迅速進人的場景還歷歷在目，一些被裁撤專業的教師便陷入無生可教、無課可上的困境。

近年來，風向又轉向了教學。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長吳巖在多個場合說：“不重視本科教學的校長是不合格的校長。”

隨著“雙一流”、本科評估增加了教學權重，張思所在的高校領導對已是或有望沖擊“雙一流”的學科下了死命令。對省級、國家級科研課題的數量、國家級虛擬仿真實驗室的數量、國家教學成果獎等指標賦予了很高權重，“如果都為零，考核中一票否決”。

于是，專業認證、新工（農）科建設、在線課程、虛擬仿真實驗室、金課建設……各種各樣的教改如雪片一樣，落在了教師頭上。

張思所在的高校便出現這樣一個趨勢：“科研、就業均不行的專業，最先遭淘汰。科研差、就業好的專業，或科研好、就業差的專業，次之；科研、就業均不錯的專業，是最安全的”。

“換言之，在‘雙一流’、各類評估中能夠為高校帶來效益的專業、教師，在調整中最高枕無憂。”張思說。

專業大洗牌的背后，是強勁的資源驅動——躋身省前100名的學科，省里給予1億元經費支持；“雙一流”學科，省里、國家分別給予3000萬元支持；學校的自主經費40%來自于各類頭銜——這樣的選擇邏輯似乎“無可厚非”。

但“無可厚非”也帶來層層相逼的馬太效應——學校逼學院、學院逼導師、導師逼學生，給高校自身的安定帶來重重隱患。

各種壓力的承擔者

在暴風驟雨式的各類評估中，教師是各種壓力的承擔者。

江蘇省某高校教師汪林今年帶了4名博士生，學校的規定，一名博士的績效要求是150個點。“這是一個什么概念？發一篇3區的SCI才能達到，4年要求完成600個點，相當于4篇三區SCI。”

而這項規定的出臺，學校并沒有和一線教師協商，不管是否能夠完成，也不管學生是剛入學，還是臨近畢業。蠻干如斯，以至于國外的每個SCI期刊，都被中國相關專業的學生研究遍了，談及雜志的周期、特點、發稿難易程度，學生可以娓娓道來。

“若學生完不成績效要求，導師不讓他畢業，出了事到底怨誰？真有一天，學校有一兩起猝死、自殺事件就完了。”汪林自言，難以完成任務。

教學上也是“壓力山大”，“從前科研不夠、教學來湊，如今教學要求也水漲船高。跟不上形勢，很快教學也要不達標了。”汪林感嘆道。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教學指標出臺，譬如國家教學成果獎、在線課程、金課建設等，成為衡量教師教學水平的重要指標。指標可以造，在這個快節奏的社會里，不惜一切代價砸錢辦事，成為不少學校通行的做法。

拍攝一個虛擬課程需要投資70萬元，汪林和不少同事感慨道，“連個小成本的電影都能拍出來了”。專業課程64學時，拍攝64個視頻，持續時間1年，但是由于財務上的管制，盡管花費了大量精力、時間，教師卻不能從70萬元中取得任何報酬，校方通常還會冠以“為你著想”的說法，讓教師覺得理所應當。

因就業率取消專業被牽連的教師，更是有苦難言。張思眼見，一夕之間，教師上了一二十年的課程突然被取消，或者調整到其他學科了。“雖說真正的淘汰要經歷一年考察期‘暫緩’，最后從教師崗位退出的人并不多，但對于那些無課可上、無生可教、科研任務不飽滿、轉崗困難的教師，矛盾已經越來越激化了。”

評估要關注節奏和科學性

在講究投入和產出的當下，將作為參考依據的評估取消了之，并不是一個萬全的辦法。

“教師們并不是反對評估本身，而是反對程序性的問題，以及政策過分頻繁變動后難以快速適應的無助感。”華東師范大學上海終身教育研究院副教授侯定凱說。

目前，政策所體現的“簡單粗暴”是顯而易見的。由于評估間隔時間短，幾乎沒有時間對評估本身做認真的反思，并在此基礎上對原有政策作出完善。決策部門較少考慮新舊評估指標、制度之間的銜接關系，制度設計時容易出現新舊指標前后不協調的情形。

在侯定凱看來，整體政策變革的節奏非常重要。頻率過高，很多項目尚未開展就進行評估，教師就會出現無所適從的情況。而且，各部門都是按自己的節奏執行上一級的政策，很多時候基層教師要接受時間要求上相互沖突的指令。在政策執行節奏混亂的情況下，如遇政策執行不當，便難以判斷究竟是哪個環節出現了問題。

如何打開死結？可以借鑒國外高校科研評估的先例。上世紀80年代，英國高校科研評估制度推行之初，兩次評估的間隔時間也比較近（大約3到4年），但如今卻越來越長了，間隔達6到7年。為什么要拉長兩次評估的間隔？間隔期間究竟在做什么？

據侯定凱介紹，英國政府部門在進行下一次高校科研評估之前，通常會對上一次評估的執行情況進行調查和反思，以便為新評估工作的調整作準備。政府通常會公布調查報告中，融入了大量個案分析、不同教師的評論和建議。由于需要花時間進行廣泛的意見征詢、數據收集和分析，并撰寫報告，新評估政策自然難以很快推出。

而我國很多政策出臺后，雖也有后續反饋、調查動作，但誰參與了這些調查，人們不得而知，對新政策實施的調查和評估結果，外人更不得而知。

“最重要的兩點：一是決策程序的合理性、公正性，需要相關立法跟進并在程序上作規定；二是需要第三方針對新政策的實施開展及時、深入的調查和評估，特別是更好地傾聽一線教師的意見，并反饋到下一次決策中。”侯定凱說。

此外，評估指標設置的科學性，尤其是就業率能否作為專業調整的依據，也備受本次受訪者質疑。

在英國的高校評估指標中，學科的社會影響力是最為人詬病的指標之一。因為人們很難拿出證據證明，某一項社會進步成效是由某一大學某學者的特定課題或論文直接產生的。

“一旦將評估與外在的指標（如就業率、或者科研的社會影響力）聯系起來，就要非常謹慎。問責對象把板子打在特定的專業和教師身上是否合理，指標本身的設定是否賦予太高的權重、是否太過簡單化，都是要考慮的。”侯定凱說。

尤其是在我國，大學就業率失真已是“公開的秘密”。北京科技大學教授、科技史與文化遺產研究院院長潛偉指出，在一些高校內部，學生就業統計表中還赫然出現“靈活就業”一欄，其中意味頗耐人尋味。

侯定凱補充，有時政府貌似按市場導向（如就業率）進行評估，其實恰恰是反市場的做法。由于大學人才培養沒有形成市場反應機制，只能通過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加以“調節”，對學術活動“傷筋動骨”的影響在所難免。

減少不確定性，高校應有所為

中國教師的流動性不強，多數人持“鐵飯碗”“待一輩子”的觀點，也是目前我們需要面對的問題。在潛偉看來，雖然人們佩服在某一領域將冷板凳坐穿的教師，但對于更大范圍的教師而言，應該提高自身的適應能力，為崗位調整做多手準備。

記者了解到，在國外，大學教師的不穩定性是常態。在美國，由于州政府預算縮減，在英國，由于強調投入與產出的問責，兼職教師、臨時聘用教師的情況越來越多，固定的教師崗位逐漸減少。

“前提是不能一刀切，今天決定了，明天就撤專業。急剎急停帶來的風險很大。”潛偉舉例，在國外，不想辦某一個專業，做法比較委婉，通常會減少專業撥款、教授席位、升遷機會，這時候教師自然而然會發生轉移，選擇其他方向或院校。

這其中，高校的調節和緩沖作用不可或缺。國家出臺不少政策只是大框架，給高校留有一定空間。侯定凱指出，高校在政策執行過程中，需要處理好外在變革和基層穩定之間的矛盾，高校或下一級學院應發揮政策緩沖地帶的功能，而不是加劇新政帶來的不確定性，這也是教師最害怕的事情。相對穩定的工作環境才是教師個人發展的前提。

可預見性、計劃性差甚至朝令夕改的校方決策，雖然從硬指標上看沒有紕漏，但在諸多細節上，對教師群體士氣和學術文化的沖擊是巨大的，也對大學的長遠健康發展不利。

侯定凱認為，如今，不少評估政策只問結果，不問過程。拿出的成績單固然漂亮，但需要思考這是拿什么換來的、付出的代價是什么、未來的可持續性如何。從長遠來看，現代大學制度的建立，不能只是簡單“以結果論英雄”。“真正的一流，重在管理、制度本身，學校要形成尊重一線教師的氛圍，讓他們心里踏實、有成就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