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第一、二代科學家大都出生于1890年代至1910年代。第一代科學家在1910年代留學歐美后歸國。他們回國后，多數人在高校從事教學工作，如竺可楨、李四光、胡剛復、葉企孫、吳有訓、陳建功、蘇步青等，他們創辦或主持了一些重要大學的主要系科，使中國有了名副其實的現代大學；還有少數人如丁文江、翁文灝、孫學悟、侯德榜、胡先骕在研究機構或工礦企業從事科研或技術工作，他們創辦或主持了近代中國早期的一些公立私立研究機構，開創了中國現代科學研究事業。總之，他們在20世紀上半葉，篳路藍縷、艱苦創業，將現代科學移植到中國，建立了中國現代科學技術事業的初步基礎。
在第一代科學家的青少年時代，中國合格的大學還很少，因此他們的整個高等教育基本上都是在西方完成的，一旦完成學業往往就立即回國。而出生于1910年代和1920年代早期的第二代科學家，在他們的青少年時代，中國大學的教育水準已有較大提高，他們多在國內念完了大學后才出國進一步深造。由于抗戰和二戰后形成的冷戰等國際國內的時代背景，他們中有一部分人留學比較晚，滯留海外時間比較長，有很多人直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才歸國，正好趕上了國家科學技術大建設、大發展的機遇。
第一代科學家活躍于民國時期，他們將歐美的大學制度和學術科研制度引入中國，開創了中國現代的科學事業。如葉企孫、吳有訓創辦和主持的清華大學物理系培養了大批物理學人才，曾昭掄主持北京大學化學系提升教研水平，編輯《中國化學會志》促進化學研究，竺可楨執掌浙江大學使之躋身國立大學的佼佼者等，近年被譽為“民國范兒”，至今仍為世所艷稱。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第一代科學家中的年長者不過60多歲，年輕一些的只有40多歲。但由于中國現代科學事業起步較晚，他們已被視為“老科學家”。他們大多是科學教育家和事業家，除了少數例外，多數人的研究成果也許并不夠突出，但他們是中國現代科教科研工作的老前輩、“老祖宗”，第二代、第三代科學家都是他們的學生，因此地位崇高。他們中的一些人被禮聘為重要科教單位的領導人，成為黨領導科教事業的得力助手。如李四光、竺可楨、吳有訓擔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茅以升擔任鐵道科學研究院院長，曾昭掄擔任高教部副部長和中科院化學所所長，楊石先擔任南開大學校長，周培源擔任清華大學教務長和北京大學副校長、校長，蘇步青擔任復旦大學副校長、校長等等。他們在各自的崗位上，為新中國的科學和教育事業鞠躬盡瘁、嘔心瀝血。即使在特殊時期不受信任，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仍然無怨無悔。
就學術成就而言，第二代科學家超越了他們的前輩。他們是中國科學技術各主要學科領域的學術帶頭人，其中以華羅庚、錢學森等國際知名的科學家，一部分“兩彈一星”功勛獎章獲得者和國家最高科技獎得主等為代表。如華羅庚的歸國極大地提升了我國數學研究的水平，錢學森回國后開創了我國的導彈研制和航天事業，錢三強成為我國核科學技術事業的領軍人物，彭桓武、張宗燧培育了一批理論物理人才，唐敖慶、盧嘉錫等帶動了我國量子化學、結構化學的發展，葉篤正對于我國氣象學的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這一類的例子不勝枚舉。是他們奠定了我國當代科學技術許多學科和領域的基礎，為20世紀后半葉中國科學和技術的創新與發展作出了無可替代的貢獻。但由于特殊的歷史原因，以及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我國研究生制度若有若無，兩代科學家培養的高級人才并不多。他們達到的學術高度，也就是20世紀中國科學的高度。改革開放到來后，他們老當益壯為國家的科技事業發揮余熱。隨著科技體制改革的興起，第二代科學家大都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退出了科技一線。
兩代科學家的人生和事業跨越民國到新中國，他們經歷了時代的巨變，他們的學術事業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不變的是他們對民族國家的責任，是他們無怨無悔的奉獻，是他們嚴謹不茍的治學精神。他們是共和國科技的脊梁。他們的形象，在激進的年代，淪為“反動學術權威”“臭老九”，遭到“脫離實際”的指摘和“馬尾巴的功能”之類的嘲笑；撥亂反正之后，隨著全社會對科技的重視，他們中的一些人又被貼上“大師”“泰斗”等稱號，成為新的高大上典型人物。這些恐怕都不是他們所愿意領受的，也無補于總結歷史的經驗和教訓。在新中國成立70周年之際，《中國科學報》組織記者追蹤兩代科學家的人生足跡，走訪他們創建或工作過的大學院系、研究院所，采訪他們的學生后輩，挖掘出許多鮮為人知的感人故事，使讀者了解中國現代科學技術發展的艱難歷程，領略科學前輩的學術追求、家國情懷和科學精神。薪火相傳、繼往開來，必有助于當前的科技強國建設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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