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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要探索如何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更好地教育本土學生和留學生，如何在實際接觸的過程中，學會與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同伴從容開展交流，合理地處理各類交往問題。

■本報見習記者 許悅

又是一年畢業季，走進高校校園，三五成群的畢業生們在拍照留念，其中不乏一些留學生，他們身穿學士服，與自己的同學親友慶祝順利畢業。

如今，隨著中外高等教育人員交流的日益緊密，在國內大學的校園內，國外留學生數量不斷增加，他們的身影已不能再引起過路中國學生們的興奮與好奇，似乎已經習以為常地將其看作了普通學生一員。

然而，與中國學生看待留學生眼光的日益平淡相比，目前國內高校在留學生管理方面，卻似乎并不能做到同樣的“淡然”。

近日，有網友爆料，濟南大學在組織中外留學生交流的活動中，強制要求該校女學生參加與黑人留學生的交流活動。一石激起千層浪，引發了網友針對高校學生管理中，中外學生“雙標”對待的大討論。

近些年來，在國內高校，留學生與本土生在管理上的一些爭議不時就會冒出，就像一根看不見的刺，不時觸動一下學生們“敏感”的神經。

小波瀾背后問題重重

生活在高校中的普通國內學生，多多少少都見到過一些學校對于留學生的“優待”，只不過，這些“優待”大都體現在一些生活細節中。

艾萌萌（化名）是廈門某高校漢語國際教育專業的研一學生。采訪中，她說她所在的學校會給每一名留學生配備一床厚床墊，而這個待遇，國內學生是享受不到的。“這看起來是件小事兒，但對于學習生活在同樣環境中的中國學生來說，沒有得到同樣的‘關懷’，心里多少還是會有些介意的。”艾萌萌說。

來自北京某高校的研一學生王丹妮（化名）也表示，學校對于留學生的管理與中國學生確有不同，“比如對于留學生是沒有門禁限制的，這就使一部分留學生晚歸成了常態，從而影響臨街宿舍學生的休息”。

北京交通大學國際教育交流中心主任劉彥青告訴《中國科學報》記者，單從住宿條件講，目前留學生與中國學生確實存在不同。中國學生是由國家補貼，統一安排住宿，4~6人一間宿舍，根據住宿條件不同，每人每年繳納900元~1500元的住宿費。而留學生的住宿基本上是市場行為，以北京某大學為例，留學生一般2人一間，學生要支付每月1200元~2000元住宿費。

通常情況下，這些中外學生管理中的細節問題雖會被大家談論，但似乎并沒有引起太大的激憤。然而，這是否意味著這些問題就不重要呢？

“很多類似事件是會積累和升級的，在這種情緒的積累中，總有一件會刺痛學生的神經，激起某個同學的‘一聲吼’，接踵而來的便會是大規模的爆發，將累積起的不滿發泄出來，隨后便是各方剖析事件始末，各執一詞，最終又再次恢復平靜，不了了之。在看似平靜的背后，實際上問題重重。”采訪中，有高校人士如此說道。

“過去，留學生的數量較少，很多問題沒有充分暴露出來。隨著近年來留學生數量的增長，許多管理問題更加清晰地擺在了我們的面前，特別是如何平衡、統籌留學生與本土學生的管理，是高校必須面對的挑戰。”華東師范大學上海終身教育研究院研究員侯定凱分析道，同處一個校園，中外學生對各自在日常生活、教學方面是否享有平等權益的問題，會更加敏感。

管理滯后下平衡難達成

想要達成留學生群體與本土學生群體需求之間的平衡，就需要高校在學生管理上發力。然而，學生管理一直以來就是我國高校發展的一塊短板，隨著留學生群體的壯大，這個問題變得越來越復雜。

據統計，截至2017年，共有來自204個國家和地區的各類外國留學人員在我國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935所高等院校學習。外國留學生在中國高等院校學習的總數達到了48.92萬名，其中碩士和博士研究生共計約7.58萬人，比2016年增加18.62%。

在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看來，高�，F行的針對留學生的管理政策已經難以適應留學生數量如此快速增長的步伐。

“我們現在對留學生的管理基本上采取單獨管理的方式，將其當成一個相對比較特殊的群體來對待。這一做法放在以前開放力度不大、國際化程度不高的情境下，是有其現實意義的。然而，在如今留學生數量增加、國際化程度不斷提高的背景下，此種管理方式已經不適用于現在的新形勢了，也就是說，如今高校留學生管理是滯后的。”熊丙奇說。

對此，侯定凱進一步解釋道，隨著中國融入全球事務的深入和人員國際流動的加快，來華學生的比例會更高，很多留學生的問題將不再是小眾問題，“過去我們采取‘政策特區’的辦法，畫一個圈將留學生圈起來管理，但隨著留學生群體的擴大，‘政策特區’的理念將難以為繼”。

他還指出，高校在留學生和本土生管理問題沖突的案例，很多在性質上是類似的。“這些事件爆發后被緊急處理，待事態平息后就沒了對制度的反思，未能將這些經驗教訓上升到管理制度的層面，深入思考和完善，以防止類似事件再次發生”。

那么，面對留學生管理上存在的漏洞和滯后，我們該如何填補、加速呢？

部分到整體的融合式管理

王丹妮所在的大學校園面積不大，但是留學生的比例卻不小，一度追平甚至超過了中國生源數，換言之，即使是單純從數字層面計算，留學生群體在這所學校也已經不再是“少數群體”了。而具有類似情況的學校在國內正變得越來越多。

“這就意味著，學校如何制定好的政策，促進本土學生和留學生更好融合，已經不只是留學生管理單方面的問題了，而是整個學校整體對于學生管理的問題，要從學生整體管理的‘大盤子’來考慮。”侯定凱說。

在他看來，在如今的留學生管理中，過去“政策特區”“特殊照顧”等策略應該向著整體融合轉變，“我們應該持有一種融合的態度，把留學生放到整個學生群體中去，將其作為普通學生群體的一部分來對待，就像我們對待不同省份的學生，或者是對待少數民族學生群體的情況一樣，不將其作為一種特別的存在”。

在國外的高校中，留學生如果選擇與本土生住在同樣的校區宿舍中，那么就需要遵守相同的規則，并不會有太多特殊的“照顧”。

“我們應該把中國學生和留學生都當成學校的成員對待，沒有什么特殊或特權。比如住宿方面，可能由于收費問題，留學生住宿的條件更好，但是這也引發了很多比較和問題，那么我們不如一視同仁，制定一個相同的標準，這對雙方都有好處。”熊丙奇說。

除此之外，侯定凱還指出，要想達到管理的平衡狀態，還需要有“共享”的管理思維，考慮如何讓更多的學生群體享受學校國際化帶來的教育改革“紅利”。

正如采訪中有高校相關人士指出，我國留學政策的終極目標不應該停留在留學生規模的擴張，或者為留學生提供多么好的服務上，而應該以對全體學生發展帶來的有益影響作為衡量留學生政策好壞的標準。

“如果本土學生在學校國際化政策中沒有太多獲得感，就會產生不平衡、不公平感，遇到矛盾、沖突事件時，這樣的感受就會被激化。所以，國際化戰略對于本土學生的影響問題，應該成為留學生管理決策的一個重要考量因素。”侯定凱說。

建立機制減少負能量

要想讓學生群體有獲得感，群體間良好的溝通交流是不可缺少的。

對于王丹妮和艾萌萌這樣生活在國際化校園中的學生來講，留學生離她們很近又似乎很遠；有些讓她們喜愛，而有些留學生的行為讓她們實在喜愛不起來。

“留學生群體很復雜，就我個人接觸過的來講，大多數留學生是真的來學習的，各方面都很認真。但是也有少數留學生，平時連小組作業也不參與，總會以自己是留學生為借口，讓老師降低對他們的要求。”艾萌萌說，有時會在圖書館遇到大聲接打電話的留學生，卻沒有相關學校教師或部門管束，看到這些負面的行為，有時會讓她很無奈。

在侯定凱看來，隨著留學生群體的擴大，不可避免地會產生一些負面影響，而這正是高校學生融合式管理需要解決的問題。

“我們要探索如何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更好地教育本土學生和留學生，如何在實際接觸的過程中，學會與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同伴從容地開展交流，合理地處理各類交往問題。”侯定凱建議，同時應該加強從事留學生教學和事務管理的教師的專業發展，提升他們對發生在課堂內外的各類矛盾沖突的預期和處置能力。

劉彥青表示，我國對留學生管理的公共支持薄弱，高校的甄別、選拔和管理大多依靠自身力量，難免有疏漏。而值得高興的是，2017年，國家出臺的《學校招收和培養國際學生管理辦法》讓高校做到對留學生的管理有法可依，可見，我國在留學生的管理上正在不斷探索與完善。

對此，王丹妮表示贊同，學校應該嚴格懲戒機制，畢竟學校的本質是教書育人，立德也是教育的重要環節，這也是對留學生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

“不管中國學生還是留學生，都有平等享受學校教育資源的權利。在學校，管理者、教師和學生，都應該用國際化的視野來看待問題。不能因為留學生出現個別不文明行為，就對這個群體另眼相看。良好的溝通交流會讓學生群體間更好地相互理解，學校應多組織各類跨文化活動，搭建起互通互融的橋梁。”劉彥青提醒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