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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根據《自然》雜志公布的數據，從2005年到2015年，中國發表的研究論文數量已居全球第二位，僅次于美國。但在全球科研實力的較量中，論文的發表只是一個方面。放眼全球，近年來基礎研究和工程技術的重大突破有多少是“中國創造”呢？隨著《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綱要》的正式發布，科研創新已被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科研創新必須依賴一個國家的原創基礎研究，然而，中國的原創基礎研究時代到來了嗎？在近日舉行的“求是獎”頒獎典禮后的討論環節，著名科學家楊振寧，中國科協名譽主席韓啟德，北京大學數學科學學院教授田剛、物理學院教授謝心澄、生命科學學院教授饒毅，哈佛大學醫學院教授施揚，目前中國最年輕的院士邵峰，中科院南京地質古生物研究所孫衛國研究員等科學家們以“原創基礎研究——中國的時代到了嗎”為題從多個角度進行的討論，很有啟發意義。

科研投入和人才儲備蓄勢待發

田剛：

基礎研究創新的關鍵時期到了

作為一個世界強國，不能沒有基礎科學，基礎科學不能沒有數學，從世界情況來看，一個世界強國在科學和數學方面都是很強的。所以我們國家要發展基礎研究，要發展數學。我是比較樂觀的，覺得我們基礎研究創新的關鍵時期到了。現在中國經濟有了長足的發展，近幾年我們對基礎科學投入非常大，美國很多學數學、物理和搞基礎研究的人對中國非常羨慕。舉個例子，現在國家青年人才計劃，每人的支持基金是100萬元，這在美國也是非常高的，對于年輕人來說是非常高的經費支持。另一方面，雖然很多人對人才計劃有不同的看法，總體來說我覺得作用比較大，確實把國外好的人才引回來，至少現在來看還是越來越好的。而且年輕人引進來以后，至少從數學來講，他們做了非常多的工作，我們也慢慢建立了一支隊伍。所以我個人覺得我們基礎研究是有了很大發展。

謝心澄：

我們正在做出原創性成果

我們確實創新能力不斷增加，而且有很多原創性的工作做了出來。做物理需要錢，對于物理的發展，國力的發展是有很大幫助的。我們近15年科研條件不斷提高，跟美國先進實驗室比，起碼在儀器上不吃虧了。另外國內的人才計劃，使得我們有機會和財力引進了一批很優秀的青年科學家。以我自己到北大建立量子材料中心為例，我們引進的青年人才，除了兩位，剩下的都得到了國內青年人才的支持。這些年輕人在科研中確實發揮了很好的作用，做出了一些成果。其他高等院校包括清華、復旦、浙大，還有中科院物理所也是一樣。近幾年物理學的進步很大，在我自己熟悉的，也是國際上最近幾年發展比較好的超導領域，國內物理學家也做出了原創性成果，而且分量很重。

施揚：

15年間中國年輕學人進步很大

我對中國這些年的發展有一些特殊的感受。從2000年開始我就每年一次、兩次、三次、五次地來到中國，一開始是為哈佛招研究生。15年間，中國學生的素質現在有了很大提高。我最近參加清華北大生命科學聯合研究中心的評審，主要評審的都是任職四、五年的年輕教授，很有感觸。當初，我也參與了這些年輕教授的初審，縱觀整個過程，他們的工作相當出色。有一點可以肯定，他們中的很多人要比我同年齡的時候做的工作要好得多。所以我對中國特別是中國生命科學的研究充滿了信心。

另外，2006年開始我在復旦醫學院有一個實驗室，有很多跟學生在一起工作的經驗，十年過去了，這項工作開始的時候對我還是一個負擔，但是現在我每次來上海，都覺得是一種享受，為什么？因為現在學生的水平提高很快，可以跟我們坐在一起討論，而且是討論一些重大的問題。我覺得很振奮，這10到15年的變化，可以說是日新月異的。

孫衛國：

我國10年間基礎科學研究有許多進步

我們跟蹤了過去一二十年在《自然》和《科學》上發表的論文數量，并調查了其學科分布情況，發現有一個很大變化。10年以前，古生物學在《自然》《科學》上發表的文章要占中國在這兩個頂級雜志上發表論文總數的一半以上。而最近幾年，特別是最近一大批頂級科學家回國以后，我們在生物學、醫學、數學、物理學上發表的文章越來越多。相比之下，古生物學發表的文章則在減少，因為古生物學方面發表的文章主要來自于重要的科學發現。盡管我是一個古生物學家，但我卻對目前的情況感到非常高興，因為這是在基礎科學和具有重要科學價值的研究上實現的進步，所以中國科學發展的狀況是可喜的。

科研體制和科研文化面臨挑戰

邵峰：

要給做原創的年輕人和大器晚成者機會

2015年中國生命科學在《自然》主刊上發表的所有文章將近50篇，每一篇文章我都過了一遍，發現一半多一點其實并不是在中國完成的，或者是合作的，或者是兼職作者完成的。剩下一半中，如果把施一公和顏寧的文章拿出去，就剩下3篇了，這其中有我一篇，這意味著我們在生命科學上出現的全新分子也就3篇。施一公和我發了很多文章，仔細看我們發表文章里的引文有多少是中國的，數字是不到1%。有那么悲哀嗎？其實也沒有那么悲哀，準確地說，可以做優秀研究的時代現在是到了，國家重視，有投資支持，有大批年輕學者回來，這是很大的機遇，但是從科研文化或者科研體制來說，也面臨著很大挑戰。

我是2005年回國的，對年輕學者的思想狀況和對研究的認識、了解可能要更多一些，我特別擔心的一件事就是現在我們有很多人才項目已經被標簽化了。一些學者甚至名片上都寫著“青年長江學者”，他們認為拿到這個頭銜在學術圈里能上一個臺階，這是一個樓梯，事實也是如此，申請一個重點項目，人家說你連“杰青”都不是還申請什么。我也參加很多評審，其實很多就是數數發的文章就拿到了這個頭銜。這樣的做法，使很多想長期做原創性研究的年輕人沒有機會。再往上，他們把“長江學者”稱為牽頭人，而且把這個東西看得極為重要，做科研的人幾乎80%的動力都被此牽引。為什么呢？因為如果45歲不能拿到“長江”，在下一輪申請項目中可能就要被踢出去了。我不知道大器晚成的教授在中國的體制下是否還能夠產生，因為這些人才的頭銜成為一個個樓梯，以頭銜作為牽引，對于聰明人來說其實挺容易，發幾篇文章肯定可以拿到的，但是作為一個科學工作者的時間和精力就這樣過去了，而這些時間和精力本來可以用來研究發現重大的東西。

我們需要反思，我們不能以頭銜作為牽引青年學者的拉動力，下一次申請的時候也不應該把申請人以前的東西作為一個砝碼，而應該以其本身對科學的追求，以其在領域里的重要研究作為牽引。真正持久產生影響力，發現前人沒發現的東西，并不容易，是需要時間的。因此，我們要看這個人是不是在這條路上，如果在這條路上就應該支持他，而不在這條路上就不應該支持他。如果能夠實現這樣的做法，我覺得中國做原創研究的時代就真正到來了。

謝心澄：

科研評價不要看出身不能論頭銜

現在的人才計劃確實過多，特別是某一個層次上，有青年人才、拔尖人才，“優青”“青年長江”等，容易使年輕人浮躁，拿了“青年學者”又想拿“優青”等，因為拿到頭銜，不管以后做得怎樣，漲工資、各個考核，好像總是在上一個臺階。這是不對的，我們應該完全憑他是不是有好的工作來考核。

另外，我們的人才計劃要做到不看出身，主要看工作，比如“青年千人”要求在國外有多長時間經歷，導致一些優秀的博士生或者博士后一定要到國外去。國內有些單位其實已經有比較好的實驗要素和條件，但是學生或者博士后為了滿足一些人才計劃的要求，一定要出去“鍍金”，這也影響了國內的發展。所以總體來看，不管他有什么背景，只要做出同樣的成績就應該給予認可。

不必著急，每個人把自己的事做好

楊振寧：

才做了幾十年的事情不必著急出成果

中國現在有點著急，好像覺得不會做原創基礎研究。中國的原創基礎研究的確是少了一點，為什么呢？我想原因是這樣的，其實最重要的研究工作跟不重要的研究工作中間的差別不是一些技術上的問題，差別是在你知道什么問題是重要的，就拼命去研究。1926年，奧本海默的第一篇量子力學的文章現在看來有點亂七八糟的，可重要的是，他知道那個問題是當時最重要的問題，所以他圍繞那個問題來研究，他并沒有看清楚怎么樣，可是被他碰對了，引起了20世紀物理學的大轟動。總而言之，要想有最重要的原創基礎研究，不是技術問題，而是你知道什么問題是當時最重要的。怎么能知道當時最重要的問題是什么呢？一個國家里有很深厚的這個領域的學術成果，自然就會比較知道哪個問題是重要的，它的年輕人就比較容易在這里做出最重要的原創工作。所以我的結論是，中國近代科學實踐比較短，人家做了幾百年，你才做了幾十年，所以不必著急。

饒毅：

建立追求卓越和創新的科學文化

經濟發展之后，發展科學的過程中還要建立追求卓越和創新的科學文化。如果不改變我們一些傳統文化，中國大部分科學家不敢批評、不追求特立獨行、不敢標新立異，那么就難以想獨特的問題，而只是跟在外國人后面賣苦力，這種情況下我們的科學可能在總體上永遠不能超過國際先進水平。所以，有錢可以推動科學，但不一定能解決文化缺陷造成的根本問題。

韓啟德：

政策不斷改進，學者要盡到責任

在我們這片土地上，科學的土壤還不很肥沃，還有很多不足的地方，比如我們有些學術骨干，他們在實驗臺和辦公桌邊的時間還太少，用大家調侃的話說，他們不是在開會，就是在去開會的飛機上。學術會議作完報告就走，或者開會的時候他們也成了“低頭族”，承擔的項目有點多，資金太集中，不僅妨礙了學術的進步，也妨礙了年輕人的更快成長。這些問題的造成自然有我們體制機制上的原因，比如說項目計劃制度的問題，不恰當的學術評估、激勵和競爭機制，但是學者個人同時也應該承擔道德責任，以及用自己的行動來改善學術環境的責任。原創基礎研究的中國時代到了嗎？我本人是樂觀的，但也非常同意楊振寧教授的話，不要著急。希望我們國家在宏觀政策上能夠不斷改進，尤其大家提出的人才計劃。當然，計劃不是全部，實際上從宏觀來看，也不能全盤否定，同時，無論是宏觀還是微觀，政府要做的是對科技繼續大力支持。而對科學工作者而言，要盡到自己的責任。

（王慶環整理）

來源：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