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是我國全面推行“營改增”的首年，根據財稅部門的說法這一稅制改革使得中國企業減稅5000億元。但去年也出現了曹德旺、宗慶后有關“中國企業稅負過高”的言論，以及學者提出的“死亡稅率”觀點。那么營改增減了5000億元的稅負，為什么很多企業卻覺得稅負不降反增，這其中的原因究竟在哪里?
在昨天由中國稅務報社發布的“2016年全國十大稅收新聞”中，“營改增”毫無爭議地榜年度最重要新聞的首位，而“企業稅負”也成為與會學者熱議的話題。
北京大學經濟學院財政學系主任、教授劉怡表示，減稅5000億的數字是根據全國1069萬戶企業的數據算出來的，真實性無需懷疑。但既然是真實的為什么仍然有人感覺到稅負是上升的?他表示，首先營改增肯定對于不同行業大稅負是有升有降的，一段時間以來出來發聲的都是稅負提高的，而稅負降低的可能不愿多說話，這是客觀的情況。
另外他強調，以前的營業稅屬于地方稅，地方政府在征稅范圍的掌握上可能都會有差異，比如為一些區域內的企業提供優惠。現在這些營業稅下的優惠沒有了，原來沒有征或者被豁免了的企業現在要被征稅了，那就會感到稅負增加了。他舉例說，這幾天美國硬盤巨頭希捷關閉蘇州工廠的消息引人關注，據說其中一個原因就是蘇州稅務部門向希捷征了2億多美元稅款。而原來希捷在當地可能是不用這樣繳稅的，現在突然要繳了，那么即便這個企業還在盈利可能也不想干了。
此外，隨著“金稅三期”工程的上線，我國企業普遍感覺征管變得更嚴格了，換句話說，原來能夠想辦法避開的稅現在不能避了，這也會造成感覺稅負上升。因此他認為，一定要考慮企業稅收的顯現化，原來營業稅可能沒這么明顯，現在逐步推出價稅分離就導致人們對稅的意識不斷增強，每個人都可以算賬，“我們應該把數據都公布出來讓大家來算，否則稅務部門可能面臨更大的壓力”。
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教授朱青則表示，稅務部門不要怕企業說稅重，“中央一直都在提減稅，就因為重才減!”他指出，隨著美國新政府即將推出的減稅政策，肯定要引起全世界的連鎖反應，中國必須有所應對。但他提出，衡量一個國家稅負的輕重不能光從數字來比較：比如某亞洲國家的宏觀稅率僅為6.4%，但基本沒提供什么社會福利;而丹麥的宏觀稅負達到47.2%，卻有豐厚的社會福利，怎么判斷哪個國家的稅負輕還是重呢?他認為必須結合財政支出結構和稅款的使用來分析宏觀稅率的高低：稅負數字低的不見得稅負輕，稅負數字高的不見得稅負重，哪怕一個國家稅收占GDP僅有1%，但都沒用在老百姓身上而是用在政府不合理的支出上，那都是高的。
財經觀察
“中國總稅率為68%”的說法靠譜嗎?
68%，世界銀行發布的中國總稅率近期引發爭議。這一數據計算指標有哪些?怎么個算法?橫向可比性如何?業界甚至世行內部都認為有值得商榷之處。
首先應該了解的是，“中國總稅率為68%”出自《2017年全球營商環境報告》。這份報告以2015年各經濟體的數據為基礎，由世行主導、普華永道會計師事務所參與。世行負責協調納稅報告的喬安娜·納斯爾表示，報告團隊以“假定情形”為基礎，在主要城市中設定一兩家中等規模標準企業，綜合銷售利潤率、員工結構和工資水平、固定資產處置行為等因素進行測算。
簡言之，總稅率等于企業納稅額加強制性派款等支出除以商業利潤，其中納稅額不包括由個人負擔的個人所得稅和不影響利潤的增值稅，強制性派款在中國指五險一金，商業利潤指企業繳納所有稅款前的凈利潤，并非企業財務上的所得稅前利潤。
只是，在一些財稅專家看來，這種標準和算法的合理性值得商榷。其一，總稅率并非依據真實企業數據分析得出，而是在模擬情形下進行測算，其科學性和客觀性不一定能保證;其二，總稅率以商業利潤為分母測算，而通行做法是以銷售收入為分母。此外，各經濟體稅制和社保體系差異較大，橫向可比性受多重因素影響。這一點在世行中國局首席經濟學家李偉喬處得到印證。他說，如果要跟其他國家橫向比較，必須看到的是，中國企業社保支出占商業利潤的比重就超過48%，原因是這部分支出幾乎全部由雇主承擔。而在美國，按規定，只有一半的社保支出由雇主承擔。
“這就是營商環境報告中稅負指標的國家間可比性可能受限的一個原因。”李偉喬坦言，如果我們僅看企業所得稅的話，中國企業的負擔比美國小多了。
納斯爾同時表示，總稅率只是營商環境報告的一部分，是綜合評價各經濟體營商環境的指標之一。整體而言，中國的營商環境位列全球第78位，較上年度提升了6位。
中國-博士人才網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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