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26日，對于安徽省天長市來說，是一個值得記住的日子。這一天，南京信息工程大學（以下簡稱“南信大”）金牛湖產教融合園區動工儀式在該市舉行，這標志著這座縣級市正式迎來了一所“雙一流”建設高校的入駐。

歷史上，天長市曾在抗日戰爭時期，成為抗日軍政大學第八分校的所在地。如今，該地區與“大學”第二次“聯姻”，其原因卻殊有不同——前者是保家衛國，而后者則是為了發展地方經濟。

事實上，在國內高校加速布局于全國各地區的大背景下，此次天長市與南信大的合作絕非個案。尤其近兩年，各地方更是爭相吸引高水平大學到本地辦學或建設研究機構。對此有學者直言，高等教育與經濟發展的“蜜月期”已經到來。

事實真的如此嗎？

蜜月與爭奪

動工儀式上，天長市委副書記、市長賀家平在講話中介紹，2019年9月，天長市政府與南信大就以中央出臺“長三角”一體化規劃綱要為契機，簽署了校地合作協議。而它們之間進行前期溝通、簽署協議以及推進各項工作的這段時間，也正是國內高校與各地方互動最為頻繁的一段時間。

《中國科學報》記者簡單梳理了自2019年1月至今國內媒體所披露的相關信息。據不完全統計，在這短短的一年多時間里，國內有約13所高校與地方進行了相關的互動。換言之，平均不到一個半月就會有一條涉及校地合作的新聞見諸媒體。

比如，就在天長市與南信大舉行動工儀式的三天前，肇慶市與香港公開大學遠程簽署協議共同籌辦香港公開大學（肇慶）；2020年河南省“兩會”期間，河南省教育廳副廳長刁玉華透露，該省正在與北京師范大學、中國民航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和中國科學院大學等國內高校對接，在河南設立研究院或分校；今年4月，圍繞安徽師范大學皖江學院轉設一事，安徽多個地級市甚至展開了一場“爭奪戰”……

接受《中國科學報》采訪時，中國人民大學教育學院教授周光禮表示，這一現象的背后，代表著我國經濟發展已經到了一個新的階段。

“經過了幾十年的發展，我國經濟產業正在向高端轉型升級，東部地區甚至可以說已經進入了知識經濟時代。”周光禮表示，在知識經濟時代，高等教育在區域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愈加明顯，而很多地方政府也已經看到了這一點。正是基于此，圍繞優質高等教育資源的爭奪愈演愈烈。

將這場爭奪稱為“蜜月期”的學者是西南財經大學發展研究院副院長陳濤。在一篇文章中，他寫道：“今日之高等教育已非昨日，今日之大學亦非昨日。隨著高等教育不斷深融經濟社會發展，高等教育對經濟發展的反作用日益凸顯。或者說，高等教育的‘生產力’屬性特征愈發具有張力。放眼國內外高等教育，無論是西方的創業型大學，還是我國的產教融合發展，高等教育與經濟發展的關系已進入歷史‘蜜月期’。”

“可以說，大學已成為集群網絡的核心節點，高等教育已成為產業集群的創新要素。”受訪時，陳濤說。

2017年4月，電子科技大學與四川省宜賓市政府簽署協議，雙方共建電子科技大學宜賓研究院。宜賓市政府引入電子科大的目的十分明確——借助電子科大在IT領域的科研能力，“對口支援”該市180多家智能終端企業，同時，電子科大則可以將科研與教學盡可能地貼近產業富集區。

“這一定是大趨勢。”宜賓研究院院長高椿明在受訪時表示，當前國內產業在發展到一定階段后，研發機構與生產機構之間的距離已然成為了瓶頸。“這兩者應該是‘背靠背’的，從這個意義上說，這種趨勢也是一種必然。”高椿明說。

理性與盲目

電子科大與宜賓市的合作有著很強的目的性，但如果將視野擴大至全國范圍，情況則有些不同。

多年來，周光禮一直在觀察校地之間的相關合作。他表示，在高校與地方的合作中，雙方的訴求完全不同。“地方希望通過合作為自己引入好的教育資源，甚至引入一所好大學，高校則希望借此擴展辦學空間，更直接的目的則是獲得資金、土地。”然而，雙方博弈的最后，一定是地方政府實現自己的目的。

“原因很簡單，地方劃給高校的土地是國有資產，并不屬于高校，高校只有使用權，沒有所有權。而且，受政策影響，高校費盡心力創辦的機構（尤其是分校），最后一定會和母體分離，因為異地辦學既不為現有的政策所認同，此前也沒有成功的案例。”周光禮說，必須承認，目前高校的這種布局有利于國家層面的優質教育資源均衡布局，但對于高校而言，最終只能是“竹籃打水一場空”。

既然如此，為何各高校依然對此趨之若鶩？

“很多高校在其他地區的布局，其實是帶有一定盲目性的市場行為。”周光禮表示，正是由于某些高校與地方合作的主要目的是“圈錢”“圈資源”，導致這種合作缺乏針對性，同時也在一定程度加劇了優質教育資源向東部經濟發達地區的集聚，從而導致了東中西部地區高等教育發展的進一步失衡。

東西部地區在吸引優質教育資源方面的“馬太效應”，在此次“校地合作潮”中體現得十分明顯。

以記者所整理的近一年相關資訊為例，在13則新聞中，有11則新聞中的合作教學科研機構落戶在中東部地區，西部地區只吸引到兩所合作辦學機構，其中一所機構還是從“更西部”的甘肅布局至“不太西部”的四川。

對此，中國科學院大學管理學院教授柳卸林表示，拋開某些不理性因素，目前這種“馬太效應”的產生也存在某些合理因素。

“越是發展快的地方，對科技和教育的需求也更迫切，但經濟發展迅速的地方，卻不一定是教育最發達的地方。這是目前中東部地區大力引入高教資源的更深層次原因。”柳卸林說，在這方面最典型的便是廣東省和浙江省，而這兩個省份也是目前引入高等教育資源力度最大的地區之一。

除此之外，造成目前西部地區缺乏優質教育資源注入的另一個重要原因便是資金的缺乏。

2019年，國家財政投入“雙一流”建設的資金約為200億元，直接帶動地方的相關資金投入為300億元。這其中，僅廣東一省就占據了130億元。不同省份和地區間教育投入的差距可見一斑。

2019年7月，寧夏回族自治區政府與中國人民大學簽署《共建中外合作辦學機構框架協議》，雙方將在寧夏創辦中國人民大學下屬的中外高等教育合作辦學機構。人大也是記者所查閱資料中，近一年來唯一的一所在西部地區開設教育機構的東部重點高校。

“在這次合作中，寧夏回族自治區政府所能投入的資金不多。”周光禮說，而與之相對，在中國人民大學與蘇州的合作項目中，蘇州市政府的投入之巨，幾乎可以做到讓人大“拎包入住”，這說明了西部地區并不是完全沒有看到高等教育對經濟產業的巨大支撐，只不過實在是拿不出資金支持。

事實上，如果高等教育與區域經濟社會發展不協調，甚至高等教育超過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從而出現“過度教育”，那么高等教育甚至有可能成為區域發展的負擔。周光禮表示，高等教育超前于經濟發展的省份最典型的是陜西省。“陜西的高教資源在全國大概能夠排進前五。但是，其經濟發展水平明顯滯后于高等教育發展水平，高等教育資源優勢沒能轉化為經濟發展優勢。”

在工作中，柳卸林經常會和西部地區以及某些中部地區的相關人士交流。“在這一過程中，我感覺到西部地區的確存在某種程度的教育空心化，以及人才空心化問題。放眼未來，這可能會是我們發展中面臨的一個風險。”柳卸林說。

增量與存量

對于此次中國人民大學與寧夏回族自治區的合作，周光禮坦言，人大此舉“帶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

他解釋說，寧夏作為世界三大葡萄酒產區之一，擁有良好的葡萄酒產業，但其產品的國際聲譽卻遠遜于法國等國外葡萄酒產地。為了加速本地區葡萄酒產業的發展，寧夏自治區政府主動聯合人大，借助該校雄厚的經濟管理學學科基礎，尤其是農業經濟管理學科，共辦教學科研機構，為寧夏當地培養人才，并對接國際最高水平的科研力量。

“在這個過程中，人大的目的很單一，就是要去扶持當地產業，這其實體現的是一種社會責任。”周光禮表示，現階段，高校在國內的布局的確屬于一種市場行為，需要考慮一定的經濟因素，但與此同時，高校也不應忘記自己的社會責任。

受訪時，高椿明也表達了類似觀點。

“如果高校的布局總是盯著錢去，中東部地區當然是最好的選擇；但如果高校是根據某種產業的發展態勢選擇布局地區，那么西部地區其實蘊藏著大量有待挖掘的資源。”高椿明說，作為從事生產線自動化研究的專家，他曾經參觀過位于四川德陽的一家企業。在聽企業方介紹時他才得知，這家不起眼的企業竟然是國內某個加工領域的龍頭企業，這讓他印象深刻。

“這說明了我國不同地區的產業能力差別巨大，而且并不是所有行業的產業優勢全部集中在東部。在這方面，相信國家也不愿意將雞蛋放在一個籃子里。因此，政府在這方面需要有一定的規劃。”高椿明說。

近年來，國家為了促進西部地區高等教育的發展，也采取了一系列舉措，比如在“雙一流”建設中，給予西部高校一定的名額傾斜。陳濤在受訪時表示，對于西部地區而言，在大力引進人才等資源的同時，也應該挖掘現有資源的利用價值。

“在經過一兩輪資源引進后，我們現在應該深入考慮怎樣把引進的人才等資源和當地的經濟社會產業結構發展深度融合，這是一個治理問題。”陳濤表示，我們應該用好“存量”，而不是簡單地一味做“加法”。

事實上，對于國內各地區頻頻宣稱要“建設新大學”的做法，此前就曾有學者發出疑問：“不是在現有大學基礎上提高辦學質量，而是新建一所大學，主要的考量是‘老’大學辦學思想陳舊，受傳統體制束縛，很難突破改革，而新大學是一張白紙，可以推進改革�？蓡栴}是，建設一所新大學依舊需要進行改革，在‘老’大學不能進行的改革，就能夠在新大學推進嗎？”

“我們不能否認在國家政策的支持下，西部高校依靠自身努力所取得的成績，但同時，國家層面也要鼓勵像人大這樣到西部辦學的‘逆行者’，畢竟類似這種提升西部高等教育水平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是不符合市場規律的，指望高校都有這樣的‘覺悟’并不現實。”周光禮說。

單點與全局

在高椿明看來，自2017年設立至今，他所在的宜賓研究院與宜賓市的合作是很愉快的，但為了更好地加強技術落地，宜賓研究院也在和當地政府商談，希望后者能夠成立一家地方性研究機構，主要負責相關技術的產業對接。

“我們要形成一個共識，即高校教師的科研一般都會停留在實驗室層面，極少能直接達到工業化層面。換句話說，實驗室技術向工業化技術的轉化，是需要有專門人才負責的。” 高椿明說，這方面的人才并不一定需要很高學歷，但一定要對與落地產能相關的行業技術相當熟悉，從而形成與高校研發機構之間高低互補的研發—轉化體系。

在高校與地方的合作過程中，對體系化建設的需求并不是科研機構所獨有的。受訪時，周光禮甚至坦言，目前地方政府在規劃高校在本地區的布局時，存在的一個最大問題便是習慣于“單點突破”，沒有全局意識。

“當前，我國很多地方政府往往側重于對當地某一所高校的建設和扶持，但任何高校對于整個區域發展而言，都只是一個‘要素’。”周光禮表示，要想真正促進一個區域的經濟社會發展，必須要建立針對該區域的高等教育體系。即根據當地的產業發展方向，配置多所不同層次、不同類型的學校，并根據不同產業的發展需求，推進區域高等教育體系的多樣性。

在這方面，廣東省的做法值得借鑒。

2019年1月，廣州市政府發布了《廣州綜合交通樞紐總體規劃（2018—2035年）》。根據規劃，廣州市將于2035年建成全球交通樞紐。然而，廣東省并沒有高層次的交通類高校�；�于此，廣州市政府在發布該規劃的同時，正式批復籌建廣州交通大學。

除了按照“世界一流院校”標準建立的廣州交通大學外，廣東省內還建有涵蓋交通運輸相關專業的普通院校——廣東工業大學、專門培養相關高職人才的廣東交通職業技術學院，以及相關中職院校——廣州市交通運輸職業學校，乃至于專門培養交通技工人才的廣東省交通運輸技師學院，從而圍繞大交通產業，形成了一個完整的人才培養體系。

“廣東作為我國市場經濟最為發達的地區之一，對于等級化的人才需求要比其他地方更迫切，這也導致其更注重高等教育整體體系的搭建。這套體系也值得其他地方政府借鑒。”柳卸林說。

受訪時，陳濤則表示，地方政府在吸引高教資源時，需要建立并形成區域性教育體系，同時也應突破高校所在地的行政區劃壁壘，使高等教育成為區域性的公共資源。

“當前我國不同區域已經形成了一定的城市群。這種新型城鎮化發展模式的出現，自有其發展規律，而高等教育如何適應城市群的發展，卻對地方政府治理提出了挑戰。”陳濤說，比如職稱問題，不同城市對于相關人員的職稱評定會有當地自己的規定，而在這些規定沒有統一之前，自然會限制人才的自由流動。

“城市和區域有其自身的發展規律，而高等教育的融合發展卻可能與當前城鎮化發展規律產生沖突。此時是因循守舊還是積極創新？說到底，這是一個執政慣性的問題。能否突破這種慣性，是對地方政府治理的一種考驗。”陳濤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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