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煙盒改個圖案，花改個顏色、多幾片枝葉，就是一項項專利。一名研究生一年能搞出十幾個外觀設計、實用新型專利，一些教師靠著這樣的專利獲得幾十萬元、上百萬元的績效獎勵……”電話的一頭，某地方高校教師李鑫義憤填膺地說。
在李鑫眼中，這類現象若不及時“剎車”，中國高校就會像是高速運轉的機器，炮制著大量沒有保護價值、轉化價值的所謂“專利”。
不過，這一亂象有望終結。教育部、國家知識產權局、科技部日前聯合印發的《關于提升高等學校專利質量 促進轉化運用的若干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強調，高校要停止對專利申請的資助獎勵，大幅減少并逐步取消對專利授權的獎勵，有條件的高校要開展專利申請前評估。
這一被稱為給高校專利“擠水分”的舉措，讓部分“渾水摸魚”的教師有了切膚之痛。
但同時也有專家提出，鼓勵教師承擔專利費，是否會錯過有價值但暫無轉化可能的前瞻性成果？
“假轉讓”頻現，浪費納稅人的錢
李鑫口中的亂象，是一個靠專利掙工分的時代。
為了完成任務，有些高校把論文、項目、專利全部打包，統稱為績效點。績效點的完成與工資、招生數量等掛鉤。“每1點對應了幾十元的工資，這就相當于變成了‘工分’。”
根據李鑫所在高校的規定，在申請、轉讓、許可中，共有3次機會獲得績效點。以發明專利為例，申請發明專利授權算200點，轉讓算200點，許可一次獲100點，一個專利可以許可3次。也就是說，一個發明專利總共可以獲得500~700個點。
在績效點的“誘惑”下，一些“假轉讓”行為開始出現。這類所謂的轉讓，并不是真正要建廠、生產，而是有公司把專利買走，就算作轉讓。這在高校專利轉移轉化中是“不能公開的秘密”。
一些教師與公司“簽訂”專利合同授權協議，公司出具轉讓合同、支付轉讓經費，但并不予以開發，之后教師又把這筆錢返還給公司。一來二去，教師、公司、高校都沒損失：教師獲得了績效點，高校獲得了專利成績，公司不用投錢開發無轉化價值的技術。
“為這一切買單的是課題經費研究人員申請的科研經費、科研院校的學科建設費。換句話說，浪費的是國家的錢、納稅人的錢。”李鑫說。
對于這一亂象，廣東東莞松山湖材料實驗室常務副主任陳東敏認為，我國專利申請量大、水分過高，主要存在兩大問題：一些科研機構在制訂定課題時，就要求申請人必須申請專利，將專利視為結題的必然要求。“尚未開始研究，怎么會知道能否產生專利？這是一種本末倒置的行為。”
另一個問題是：曾經有一段時間，高校將專利作為科研成果對待。一些高校、科研機構，有過兩篇專利頂一篇論文的作法。由于專利好申請，論文不易發表，導致教師、學生大面積倒向專利。 “
這是對專利的錯誤理解。專利與論文相關，但是不能等同。論文是科學的新發現、新解釋，專利是從事橫向、縱向科研中真正有應用價值的發明創造。”陳東敏說。
理想的專利申請，不能與獎勵、評估掛鉤，不能被當作科研成果對待，那么，真正與專利關聯的是什么？
“轉化。”在陳東敏看來，這是唯一的答案。“專利保護的目的是把成果轉化出去，而不是拿它來作為一種成果進行登記。”
改革后的專利申請，像是一種“對賭”
來源于金融界的“對賭協議”，如今廣泛地運用在企業投資中。
原意為，投資方與融資方在達成協議時，雙方對于未來不確定情況的一種約定，為確保各自的利益而列出的一系列金融條款。如果約定的條件出現，投資方可以行使一種權利；如果約定的條件不出現，融資方則行使另一種權利。
在陳東敏看來，改革后的專利申請制，也是一種“對賭”。
從前教師的專利申請費、維護費，由課題經費承擔，高校給予教師申請、授權獎勵。改革后，專利的申請費、維護費不再由課題經費承擔，而是鼓勵由教師個人承擔，同時取消或逐步取消對專利申請、授權獎勵。
此外，《意見》強調加大對轉化的事后獎勵。
“這是一種中國特色。”陳東敏說，其遵循的邏輯是，自己掏錢申請專利，一定會謹慎對待，所申請的是高質量、有轉化價值的技術、發明，最后獲得高額回報。這或許是一個好做法，但顯然與西方高校的做法不同。
以美國為例，專利的發明人是教師，所屬權是大學。專利的申請權取決于大學的專業部門，由該部門對擬申請專利的價值、創造性、連貫性、轉化后的經濟價值進行評估后，再決定申請與否。
高質量的專利還需要找高質量的專利撰寫人或律師，寫完后要進行專利局辯護，獲得授權、許可。而且，單一專利通常很難保護，要作更多系統性的專利保護。因此，申請專利是一件很花時間、精力的事情。
令陳東敏比較擔心的是，鼓勵教師自掏腰包申請專利，成果轉化后再予以獎勵，盡管會把申請量降下來，“但這一做法對某些研究，特別是前沿性研究的專利保護，也許會造成沖擊，因為它們雖有研究價值，但是市場前景卻不容易判斷”，尤其是近期轉化可能性不是很高的前瞻性發明。
然而，這樣的前瞻性眼光又不得不具備。浙江某高校教師傅班舉例說，德國弗勞恩霍夫激光技術研究所的很多專利是上世紀90年代產生的，真正大規模應用卻是在2010年后。“鼓勵成果轉化是對的，但指望專利迅速轉化為成果，并獲得獎勵，卻是一種不切實際的想法。”
提高專利轉移轉化率的確是當務之急。據相關統計顯示，我國高校專利轉化率普遍低于10%，而美國高水平大學專利轉化率約為40%。
那么，真正鉗制高校轉移轉化的環節又是什么？
大多數教師并不擅長專利轉移轉化
某高校教師王明手上擁有很好的專利項目，卻在轉移轉化過程中吃上了官司，而挖坑的人正是他自己。
王明將專利授權給A公司開發，卻發現A公司并不是真心實意去做轉化，而是拿著專利去套取政府資源。看著飽含自己心血的科研成果，變成了他人“棋子”，王明找到了更理想的B公司，并將專利授權給B公司開發。
兩家公司一番掐架后，都把矛頭指向了王明。事后有人問王明，為什么一開始不找一家專利代理機構。他說：“代理費高達5%，感覺像是在割自己的肉。”
陳東敏指出，將專利的申請權歸屬個人，容易滋生一種心理，即個人、機構都可以作為專利的歸屬，二者都可以使用專利，由此引發的知識產權官司不在少數。這也是轉移轉化過程中最不愿意看到的局面。
“目前，國內有一種觀點——把成果轉移轉化的問題，完全歸咎于給個人的好處不夠多，這是需要商榷的。”陳東敏說，并不是說給個人多點兒好處，轉移轉化就能成功。它需要專業化的操作。
所需的勝任力，從研發、專利、產品、運營、銷售乃至整合資本是一系列復雜的流程，并不是絕大多數大學教授所能都無法勝任的。“教師、學校、專利代理機構在利益上各得其所，才是最平衡的生態環境。”
陳東敏指出，在對賭的邏輯下，或將產生一種新的現象——第三方機構如律師事務所、專利代理機構，會更向教師靠攏，出錢幫助他們申請專利，并在轉化后獲得一定分成。
“這將是一個更市場化的過程，其中有利有弊，是一把雙刃劍。這個模式對保護高價值發明是一件好事，但過度市場化是否會干預自由探索，最終導致市場化驅動，而不是原創性驅動，尚未可知。”陳東敏說。
北京科技大學知識產權研究中心執行主任張武軍比較擔憂的是，由于目前高校原則上不允許教師自行尋找專利代理機構代理專利申請，很多高校在招標專利代理機構時，若干個專利代理機構來競標，誰出價低，誰就中標，而不是在合理范圍內挑選最優的專利代理機構。
然而，代理人的水平對專利質量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張武軍舉例說，發明人提出的技術方案：一張凳子是由木頭做成的。水平低的代理人會寫木頭制造，而不是非金屬材料，那么一旦用塑料仿制，前者就不在保護范圍內，而后者卻能很好地保護專利。
教師個人承擔專利費用或不可取
《意見》鼓勵有條件的高校要加快建立專利申請前評估制度。
遺憾的是，張武軍指出，目前幾乎還沒有高校進行這項工作。高校專利申請一般都設在科研管理部門，而轉化設在產業部門。通常，科研管理部門審批專利申請之后，就較少關心轉化的問題；產業部門專門搞成果轉化，但手頭上卻不掌握專利，這兩個部門是脫節的。
他建議，應成立技術轉移轉化辦公室，將兩個部門有效地溝通起來。如今成立技術轉移轉化辦公室已是高校的普遍共識，而怎樣解決好人員的專業構成和部門編制兩大問題，尚有待討論。
“目前高校科研管理部門組成人員，主要從事管理性質的工作，缺乏既懂法律，也懂技術、經濟的管理人員，推動專利向市場轉化的能力不足。因此，亟需法律、技術中介人才。”張武軍說。
不只是高校需要，其實整個轉移轉化產業鏈也呼喚更專業的隊伍。北京工業大學教師張宇慶指出，它需要的是跨學科、復合型，既懂技術，又懂金融，更要懂管理和市場的科技經紀人。
張武軍關注的另一個問題是，成立技術轉移轉化辦公室，究竟應該算作機關管理部門，還是成果轉化部門？按照國外高校的作法，允許從專利許可轉讓費中提取5%左右作為活動經費。但在我國，如果歸入管理部門，就不允許收取這部分費用。而必要的運行費對于請專業評估公司十分必要，“所以成果轉化部門或是更理想的形式”。
對于《意見》鼓勵發明人承擔專利費用，張武軍、陳東敏均有不同的看法。“高校在提升自身專利申請評估水平的基礎上，更理想的作法是，將專利申請的決策權歸于高校技術轉移辦公室，并由該機構承擔相關的專利費，而非教師個人。”
尤其是，“遇見前瞻性專利，如果個人不出錢，高校必須將它申請下來。”陳東敏建議成立專利基金，成果轉化部門可將從前學校的專利轉化收入累積到專利基金中，遇見有價值但暫時難以轉化的專利，由專利基金出資申請專利保護，以防作為國有資產的職務發明被隨意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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