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6月，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副教授鄭磊和同學們在一次學術會議上合影。受訪者供圖

■ 對話人物

鄭磊

70后，2002年出國留學，先后在亞利桑那大學取得碩士學位，紐約州立大學取得博士學位。2009年回國，現任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副教授。

■ 對話動機

鄭磊和碩士研究生合寫的一篇論文，被國內一家核心期刊約稿。臨近刊發，期刊提出，非博士研究生外，碩士研究生不能聯合署名。

幾經溝通未果，鄭磊決定：只要不讓學生署名，我就只能撤稿。

6月15日晚，鄭磊將撤稿的決定發在了朋友圈。短短數小時，收到了341個贊。

“這么多人點贊，恰恰說明這樣的事情太少了，這不是壯舉，只是一個老師的默認設置。”他希望能把每一篇合署的論文“作為師生合作的美好回憶”。

其實鄭磊目前正在評正教授職稱，這篇原本要發表在核心A類期刊上的論文具有重要分量。“評職稱可以晚幾年，但和學生的情誼以及作為導師的原則不能退讓。”

有過7年國外留學經歷的鄭磊，至今懷念和導師的親密關系，“她在各方面給我支持，出錢讓我參加會議。”

畢業時，鄭磊和導師告別，“她說，我怎么對你，你就怎樣對你的學生。”

談撤稿

不正常的事多了，正常的事反倒顯得反常

新京報：這篇論文的研究方向是什么？學生參與了多少？

鄭磊：這是一篇關于開放數據的論文，是我和學生共同完成的。

在這個過程中，我更多地出思路、定框架，她做基礎文獻工作，然后我們一起討論、溝通，最后我再全面調整、修改。學生是充分參與的。

新京報：你在什么情況下提出撤稿？

鄭磊：6月15日晚上，期刊編輯與我溝通，說還有一個要求，碩士生的名字不能出現，至少是博士生才能以合作者的身份署名。

署名是原則性問題，我把學生當合作者來看待，不能讓步，只能撤稿。我們都期望論文能夠早日發表，但是把學生名字拿掉，我良心上過不去。

新京報：然后你就發了朋友圈？

鄭磊：我當時非常難過。我跟學生說，好好努力，我們就能發表論文。我在引導她走上一條正直的學術之路，我把她帶到門口了，結果對方把門打開：對不起，你滾出去，只有老師可以進來。

不是因為能力、品行，而是通過出身來判斷一個人，這是很不公正的現象。

在學生這么年輕的時候，發表第一篇論文就碰見這種事情，她挺不住了怎么辦？三觀因此顛覆了呢？

新京報：你收到了怎樣的評論？

鄭磊：有人將關于此事的一篇文章發到了社交網站，我留意了微博的評論。有人說，這個老師都不說期刊名字，肯定是編的故事；有人說，老師怎么可能為了論文篇數放棄刊發，假的。

我哭笑不得。不正常的事多了，正常的事情反倒顯得反常了。有人做了基本的、正確的事情，卻沒有人相信，這個社會病到什么程度了？

新京報：學界同行怎么評價？

鄭磊：我完全沒有想過同行的看法，我認為這樣做是老師的一個“默認設置”。

我看到好多老師點贊，不會有老師站出來反對的，但是我可以說，有一些老師是沉默的。而沉默是有含義的。

現在，這件事情引起很大討論，它的社會價值已經超越論文本身，壞事變好事。

談期刊署名

不看母雞是誰，而是看雞蛋好不好

新京報：這家期刊為什么會有這樣的要求？

鄭磊：在溝通中，我了解到，他們是為了杜絕人情稿，才堅決不讓博士學歷以下的學生署名。他們的初衷是好的。但是這樣一刀切會抑制學生的學術積極性。

其實還有一種原因，期刊等級與發表論文的作者相關，一大堆院士才覺得很高級。用這樣的標準來評價期刊，也就逼得期刊不得不這樣面對作者。

但這樣怎么鼓勵學術創新？這會扼殺天才。

6月20日上午，期刊跟我說，他們也在討論有沒有一種辦法，既可以杜絕人情稿，又能避免誤傷年輕的學生。

新京報：據你了解，有很多“人情稿”嗎？

鄭磊：哪個圈子都有各種各樣的人，有少部分老師讓學生寫論文，老師拿來署上名字，或者學生名字都不出現。

一個人的修養取決于對待比他地位低的人的態度。學生處于弱勢，你更要尊重他；把他的論文拿過來署上自己的名字，這是欺壓。有沒有良心呢？我覺得比較遺憾。

新京報：你在國外留學，國外期刊有這樣的要求嗎？

鄭磊：這種要求是國內特有的。

國外是匿名評審制，作者將稿件投給某個核心期刊，期刊編輯進行初步判斷后，隱匿作者姓名，分別發送給3到5名業內專家。專家不知道文章作者，作者也不知道參評的是哪幾位專家。

它是一種比較理性、干凈的溝通。不以出身決定論文質量，不看母雞是誰，而是看雞蛋好不好。

新京報：你覺得這種差異的原因是什么？

鄭磊：學術文化的差異造成了學術道德的問題。

可能我們的傳統文化是一種等級差的文化，老師認為學生地位低，這樣是應該的。而歐美地區相對平等一些，是合作的關系。

這點上，我堅持對的事情：平等，尊重。無論他是什么地位，根據貢獻大小決定署名。

談師生關系

師生不是雇傭關系 老師要回歸本質

新京報：在論文署名方面，你的導師是怎么處理的？

鄭磊：我和導師是正常的合作關系。

讀博士期間，有篇課程論文是我獨立寫的，導師給了一些修改建議。按照中國人尊重老師的傳統，我請老師做第二作者。導師說，我只是給你建議，這是你的文章，我不能沾你的光。

我發表了很多國際會議的論文，她出錢讓我去參加這些會議。

類似這樣的事情，對我是很好的言傳身教。等我當了老師，我也要這樣對學生。我是理想主義者，我相信這些。

新京報：你做老師這幾年，做到了嗎？

鄭磊：如果是好的學術會議，我會出錢把學生們帶上。有一次會議，我帶了4個學生，但別的老師都沒帶學生，我們顯得太扎眼了，后來改成輪流帶。

我跟學生說，你要發了國際論文，我也資助你出國。

學生參與實驗室的課題，哪怕是本科生，只要正常參與課題工作，每個月都根據貢獻有一定金額的補助，跟在外面實習的補貼一樣。

新京報：前段時間，華東理工大學一位研究生死于導師違規開辦的工廠。你怎么看待這件事？

鄭磊：這是個極端案例。

這種情況扭曲了師生關系。師生關系不是雇傭關系，也不是利用和被利用的關系。

現在大學里普遍把導師稱為老板，我的學生也叫我老板。老師怎么能成老板呢？老師要回歸本質：是學生的引領者，要引領學生往好的方向走。

新京報：在你看來，國內外導師和學生的關系，差異在哪里？

鄭磊：我覺得還是平等和尊重。

在國內，老師對學生好一點，學生會覺得是一種恩賜。這種恩賜的假設就是因為我們是不平等的。國內有一些老師習慣批評：你跟我不一樣，我就批評你。

在美國，我更多地感受到學術上的平等。我可以指出老師哪里沒有想周全，她反而會很重視這種差異化和多元化；我要是說I agree（我同意），她可能會有點失望。

我希望學生能夠有更多的思考，培養他獨立研究、獨立分析能力。

新京報：你認為應該如何改善這樣的狀況？

鄭磊：這要從整個體系和學術環境來反思，既要有自律也要有他律。

老師對自己要有良心上的約束；其次，整個制度、體系有問題。比如我說到的期刊標準問題：如果說發表學生的論文就不是好期刊，那不是把期刊“逼良為娼”嗎？這不是一家或幾家期刊的問題，是整個學術界的問題。

所以我說，我改變不了世界，只能改變自己。

本版采寫/新京報記者 唐愛琳（原標題：核心期刊拒絕給學生署名，復旦副教授鄭磊為給合作學生爭署名權選擇撤稿 “我改變不了世界，只能改變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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