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廣州６月２５日電（記者王凱蕾、沈洋、胡喆）多個省份公辦普通高校的學費將從金秋起上漲，廣東、江西已出臺調價方案，海南、內蒙古也已召開聽證會。高校學費究竟應不應該漲？漲多少算合理？高校應該怎樣應對教育成本上漲？

專家認為，教育公平是市場與公共供給的合理平衡，堅定初衷、守住底線，才有社會文化的良好傳承和教育的可持續，高校應該尋求“更為多元化”的籌資渠道。

兩省高校學費上漲受關注

廣東省日前印發《關于調整公辦普通高校學費的通知》，將廣東公辦普通高校整體學費標準提高２０．２％，其中高職院校學費標準上調１６．７％左右。４月，江西也調整了公辦普通高校學費標準：調整后平均學費水平為４０００元，比現行３９１０元提高２．３％。

事實上，早在２００７年，國務院就發出“限漲令”，要求５年內各類學校學費、住宿費標準不得高于２００６年秋季的相關標準。但到２０１３年，高校學費開始出現一輪“扎堆漲價”的熱潮，廣西、福建、山東、浙江、江蘇等地先后上調了高校學費，其中藝術類和醫學類的學費漲價幅度較高，個別省份達到７６．６７％。

細觀本輪學費上漲，業內人士認為，其實是上一輪高校學費上漲的余波，但與此前相比，呈現出如下特點：

——信息相對公開。對學費調整方案較為詳盡，對為什么要調整學費標準、如何確定學費的分擔比例、各學科門類的具體學費標準如何確定、如何保障經濟困難學生讀得起書等公眾關心的問題都作了說明，且舉行了聽證會。

——提出核算成本。在江西省的聽證會上，方案提出人解釋說，全省高校學年生均培養成本已達１．９１萬元，目前財政均撥款已達到１．２萬元，但仍需要通過適當提高學費標準滿足高校辦學需要。廣東省解釋稱，漲學費主要參考了兩方面數據，一是２０１２年至２０１４年生均培養成本的變化趨勢，二是“十二五”時期的物價漲幅以及“十三五”時期價格預期調控目標。

——保障“兜底線”。目前已出臺調費方案的省份都普遍強調，學費漲幅考慮居民經濟承受能力，加大對學生的補助力度，保障家庭經濟困難學生上得起學。如廣東的調費決定特別強調落實并完善家庭經濟困難學生資助政策，各高校每年確保從事業收入中足額提取５％的經費專項用于學生資助。

但也有人擔心，此次漲價還是會加重低收入和困難群體家庭的負擔。

“漲價不應是完全市場化的上漲，也不應是無限的上漲，必須考慮受教育者的承受能力和經濟困難學生的保障。”廣州市民羅浩說，他的兒子今年剛參加完高考，打算報讀醫科專業，學費的上漲讓家庭感到了一定壓力。

漲得要明明白白，學費收支不能是“糊涂賬”

專家提出，高等教育并非義務教育，只是“準公共產品”，按國際慣例，受教育者承擔部分培養成本，有利于社會公平。但收取學費的問題在社會中一直是個敏感問題，應謹慎對待。

天津教科院相關專家表示，物價在漲，大學生培養成本在上漲，提高學費看似在情理之中，但學費標準不能突破政策規定的“紅線”。應形成一個科學的評判機制后再決定，要漲得有依據有道理。目前，有的高校培養成本沒有詳細的清單，學費支出監督機制缺失，致使學費收支成為一筆“糊涂賬”。

另有專家指出，一些高校近年來投資增長過快，導致債務負擔加重，出現一邊“亂花錢”一邊“喊缺錢”的現象，而高額的基礎設施建設成本不應包括在學費中。

“目前不少地方測算的生均培養成本，其實并不是對發生在學生培養方面的成本進行核算，而是簡單按照學校的開支進行。如今高校普遍面臨行政機構臃腫、開支大等問題，特別是一些高校興建基建設施等巨額費用，無疑推高了‘學費’。”湖南社科院助理研究員曾俊森說。

專家認為，目前的當務之急是修訂完善高校生均培養成本測算辦法，明確哪些支出可以進入成本，哪些不得進入；以及科學制定高校生均成本各方合理分擔機制，確定大學學生所交學費，剩余需要政府分擔多少、學校自負多少等。

２１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說，對于大學生均成本核算，一直以來存在爭議，主要包括：核算生均成本不能就由行政部門主導，而需要獨立的第三方機構核算，接受師生和社會公眾監督；生均成本不能是現有費用的簡單匯總，而應該剝離掉不必要的開支，包括龐大的行政開支和學校形象工程、政績工程開支。其實，清晰核算生均成本的過程，也是推進大學改革，讓大學把所有精力用在辦學上，防止不必要的鋪張浪費的過程。

提高收費標準，不如多元化開源節流

“盡管高校學費上漲符合國際慣例，有其合理性，但從社會文化傳承的角度和高校自身發展的角度，多渠道開源節流，要比‘一漲了之’好得多。”暨南大學輿情研究中心副主任張蕾說，不斷上調學費，緩解了高校財政壓力，但也可能導致優質生源的流失和辦學目標的偏離。

目前，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大學經費來源包括政府撥款、學生學費和社會捐贈等三個主要渠道。而我國大多數高校的經費過于依賴政府撥款和學生學費，社會捐贈比重太低。

為實現經費來源的多元化，國際上很多知名高校都采取了“主動出擊”的姿態。這些高校或者通過網絡課程等技術創新，來降低生均教學成本，或者利用自身科研優勢獲取更多的科研經費，或者通過校友、商業公司、社會的捐贈獲得資金。

南昌工程學院高教研究所所長王鋒認為，當前政府對高校的撥款機制沒有區分教學質量，其實是一種新的大鍋飯；在很多國家，獲得社會捐贈的多少是衡量大學辦學水平的一項重要指標，大學校長拉社會捐贈，無非是靠學校聲譽和高素質的校友群體。

“與其提高收費標準，還不如鼓勵高校‘多元化’開源節流。”不少教育專家認為，高校應采取包括社會捐贈在內的多元化方式應對辦學成本的提高。這樣，反而可以促進高校教育質量的提高。（原標題：“一漲了之”不如“多元籌資”——多地學費上漲背后的高校發展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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