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婷婷制圖

從懵懂的鄉(xiāng)野少年到“柑橘院士”，新中國首位果樹學博士鄧秀新在長期的柑橘研究與開發(fā)實踐中屢有突破。

在他的主持下，中國首次建立起柑橘原生質體分離、細胞融合、培養(yǎng)及再生技術體系，揭秘了“甜橙基因組”，支撐贛南地區(qū)柑橘發(fā)展，使其種橙面積世界第一，為重慶奉節(jié)臍橙“一棵樹養(yǎng)30萬人”的奇跡灑下汗水。

2007年12月，在出任華中農業(yè)大學校長半年后，46歲的鄧秀新摘得我國科技領域的榮譽桂冠，成為當時最年輕的兩院院士。

這位著名的農學專家深諳作物生長“順境出產量，逆境促品質”的道理：生長在東北寒冷地帶的稻米質量最佳，干旱山區(qū)長出的黃連藥效特別高，山溝里長出的柑橘最好吃……

從艱難歲月一路走來，他自身的成長軌跡同樣可以為此寫下最好的注腳。

他常說“有錢難買少年貧”，物質匱乏“學工學農”的中學時代，他奔波于田野，實踐于農村，幼年喪父勤工儉學的經歷培養(yǎng)了他不怕吃苦、堅韌不拔的品質，也為他日后的成長成才打開了便利之門。

班主任爭取來的高中名額

鄧秀新的家鄉(xiāng)湖南宜章，素有“楚粵孔道”之稱。1961年，正是新中國經濟最困難時期，他出生在一個偏遠的小山村。

4歲那年，父親病故。其時，哥哥姐姐尚未成年，剛剛出生的小妹嗷嗷待哺，原本捉襟見肘的家庭雪上加霜。

迫于生計，讀初中的哥哥輟學回家，3個姐姐也只是在離家300米的小學讀到二年級，半大不小的孩子掙工分養(yǎng)家，把接受教育的機會留給了年幼的鄧秀新。

“全村（自然村）120口人，只有4個人念中學。”多年后，這位從小山村走出的院士追憶往昔，感慨于命運的神奇和自己的幸運，“是哥哥姐姐的堅持成就了我。”

1972年，鄧秀新參加小升初考試，順利進入白沙圩人民公社五七中學。

從家到學校需要翻兩座山，兩個小時的路途，11歲的少年“跑起來快得很”，也不覺得累。

就是在這所中學，鄧秀新遇到了讓他感念一生的恩師——劉根發(fā)老師。

師范畢業(yè)的劉老師教數學，也是班主任，腰椎損傷不能站直，但“身殘志不殘”，鉆業(yè)務，愛學生。

有一次，劉老師在帶隊競賽時碰到一道因式分解的題目，一些高年級的參賽選手沒做出來，就打算讓正在學習這個章節(jié)內容的學生來試試。沒想到鄧秀新一下解出來了，這讓劉老師對他刮目相看。

聽聞鄧秀新家庭情況后，雖然行動不便，劉老師翻山越嶺跑到他家做調查，幫他爭取到每年1.5元的助學金。

這筆“相當于全年學費”的資助，給予了鄧家堅持的力量，也溫暖了鄧秀新的少年時光。

鄧秀新的數學成績漸漸穩(wěn)居班級第一，還當上了學習委員，“每天收發(fā)作業(yè)，很有成就感”。

時間一長，他對每個同學對應的座位了然于胸，由此還衍生出校園里的一段傳奇。

初二時，學校組織同學們乘坐火車到50公里外的氮肥廠參觀。劉老師行動不便，委托同事李老師帶隊。臨到車站出發(fā)點名時，李老師才發(fā)現忘帶花名冊，班上五十多個學生，不清楚是否到齊。

鄧秀新幫李老師解了燃眉之急，“我能夠記得住每個人的坐標，把誰坐哪都報出來”。

這次進工廠，鄧秀新第一次過了把坐火車的癮，也讓他有了開眼看世界的感覺，“那時農村的孩子連汽車都沒見過呢。”

其時，初中升高中不經過考試，由學校老師到農村大隊支部開會征求支部的意見。多年以后，鄧秀新從當時在場的哥哥（那年他當生產隊長）處得知了恩師一直隱藏的秘密。

原來，當時只有4個推薦名額，“根正苗紅”的干部子弟都很多，一番商議后名額眼看就沒了，劉根發(fā)一下子急了，“鄧秀新這個孩子成績非常好，必須去！如果不推薦太可惜。”

對于鄧秀新而言，這是改變他一生命運的一句話。在劉老師的爭取下，鄧秀新來到了離家30多里地的宜章四中，開始了他來之不易的高中生活。

“兒時的記憶成了研究對象”

流行“交白卷”的年代，高中沒有考試，課程和教材也不規(guī)范，學習沒什么壓力。大半時間里，學生們都在“學工學農”。

鄧秀新學的是機電，物理老師帶著整個班到村子里幫忙安電燈，三個學生負責一家，幫村民解決點兒技術活，老師則負責安裝電器，“還有人專門到拖拉機廠修拖拉機”。

若用今天的標準來衡量，彼時的中學教學頗不完備。然而“歪打正著”，這也讓他得以親近自然、認識社會，學工的經歷鍛煉了他實驗室的動手能力，對日后的科學研究產生了不可估量的影響。

上山砍柴時，鄧秀新經常見到山溝里生長的野橘子。到了大學，意想不到的是居然有專家對此做專門研究。他回到老家山區(qū)，將橘子帶回做科研，并發(fā)表研究報告。

鄧秀新近期一項突破性研究成果，也發(fā)軔于早已足跡遍布的南嶺，“兒時的記憶成了我的研究對象”。

多年后，作為華中農業(yè)大學的校長，面對今天教育的重重藩籬，他常感嘆現代學生學業(yè)的繁重，呼吁青少年要時常跳出書本，“以多樣的方式去接觸社會”。

在他看來，貢獻社會的不僅僅是知識，滿腹經綸不一定能解決實際問題，一個人走的地方越多，看得越多，體會就越深，思維就越活躍，“既要讀萬卷書，又要行萬里路。”

1977年8月的一天，在五七中學當老師的三叔帶著一張《人民日報》興奮地找上門，告訴高中畢業(yè)回到大山以為要一輩子當農民的鄧秀新，“國家可能要恢復高考了”。

16歲的鄧秀新開始集中精力復習。初中同學劉少德找到學校的一間空房，一個月的復習時間，兩個人擠在一張床板上，共同走過艱苦歲月，也結下了深厚的友誼。

考前的一個情景讓鄧秀新記憶猶新：兩名佩戴駁殼槍的武裝人員將考卷從公社保密室押到考場，“多么莊嚴和神圣！”

他響應國家“四化”號召，志愿填了農業(yè)機械，最終被湖南農學院錄取。

“順境出產量，逆境促品質”

“文革”時期的農村經濟凋敝，常常全村一半以上的人口欠生產隊的錢——“超支”，一家“小蘿卜頭”為主的鄧秀新家境遇可想而知。

鄧秀新至今難忘高中時第一次出門掙錢的經歷。

聽說枇杷葉曬干后可以賣錢，為了湊點學費，鄧秀新和姐姐一起上山采摘野生枇杷葉，媽媽負責切成條狀并曬干，然后由鄧秀新挑到隔壁的省份廣東去賣。

長期營養(yǎng)不良，這個當時身高不到1.6米的少年郎，挑著兩個麻袋，負重五六十斤，走到十里外的姑姑家時，“就差點跌坐在地上”。

從白天到黑夜，來回160里山路，鄧秀新足足走了三天，掙到了8元錢。

睡慣了中學的硬床板，吃慣了咸菜拌飯，一直到大學一年級還穿著補丁衣服，成長歲月打上了艱苦的烙印，也賦予了鄧秀新堅韌的品格。

三峽庫區(qū)移民時，已是大學副校長的他借宿在農民家里。同行的人說：“哎呀，您不能住這里，這怎么住啊？”可鄧秀新安之若素，“晚上睡得特別香”。

他一頭扎進果樹生物工程技術，碩士期間攻克“柑橘愈傷組織染色體變異研究”課題，博士期間攻克柑橘原生質體培養(yǎng)及植株再生技術，使我國繼以色列和日本之后，成為世界上第三個獲得柑橘原生質體再生植株的國家。

他每年抽出20％的時間深入基層，我國絕大多數種植柑橘的地方都留下了他的足跡，指導培育的“贛南臍橙”遠銷31個國家和地區(qū)，也因此被果農稱作“農民的財神”。

“有時人生經歷逆境并不是壞事。”這位從艱辛歲月中走來的院士常常現身說法，鼓勵青年一代思索順境與逆境演繹的人生哲理。

他借助農學知識來教育青少年：順境出產量，逆境促品質。

“比如種糧食、種水果、種藥材”，他解釋，“順境條件下產量很高，但是品質不一定能夠保證。而品質好的作物，一定是逆境中長出來的，中藥材更是。”

他舉例說，聞名全國的東北“響水大米”，是生長在經過數千年風化的火山巖石頂部的土層中；經過極端寒冷和干旱逆境氣候的藥材更加地道，如長陽的黃連、東北的人參、云南的三七等，無不是此道理。

“植物如此，人也是如此。”鄧秀新感激那段艱苦的歲月，磨煉了自己的性格，成就了今天的自己。

“今天的時代如何正確面對順逆境？”一次講座時，有學生現場提問。

鄧秀新回答說，盡管今天的時代和自己當年大不相同，但順與逆是相對的，逆境會幫助思考，幫助反思，人生不可能都是順境，逆境中要多想想自己的原因，不要怪命運不好，“命運要掌握在自己手中”。

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 雷宇 實習生 王雅蘭 劉振興　來源：中國青年報　（ 2016年11月28日 1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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