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新民同志。新華社發

2017年1月4日，任新民在航天醫院為長征五號題賀詞：“長五火箭永保成功”。

(圖片來源：中國運載火箭技術研究院)

●上世紀70年代，任新民（左）與王桁交談。

●2004年，任新民（左三）回原單位與老部下暢談。受訪者供圖

●1956年12月29日，任新民（前排右二）代表中方與蘇聯簽署蘇聯援助中國導彈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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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2月12日下午3點，102歲的航天功勛任新民與世長辭。

任新民是錢學森的得力助手，導彈總體和液體發動機技術專家，是我國“兩彈一星”元勛之一，與屠守鍔、黃緯祿、梁守槃被尊稱為“中國航天四老”。1980年，當選為中科院首批院士。

他作為運載火箭技術負責人領導了中國第一顆人造衛星發射，曾擔任試驗衛星通信、實用衛星通信、風云一號氣象衛星等六項大型航天工程總設計師，被親切地稱為航天“總總師”。

他是航天系統的“任老總”，也是不少航天工作者眼中生活樸素、平易近人的“任老頭”。在他百年人生中，完整地記載了中國航天事業的從無到有、從小變大、從大到強的過程。他心系中國航天事業，晚年仍念念不忘長征五號運載火箭的發射。長征五號成功發射后，他欣喜欣慰，兩次在病房內題詞，慶祝“長五火箭永保成功”。

功勛累累“任老總”

在中蘇導彈交接儀式上簽字

1915年12月5日，任新民出生在安徽寧國。他的父親在當地曾擔任過小學教師、校長，后來相繼擔任過教育局長、銀行行長。

任新民天資聰慧，1937年6月肄業于位于南京的中央大學化工系，進入重慶兵工學校大學部造兵系學習，并于1940年畢業。

1945年，他選擇了赴美留學，并順利獲得了碩士、博士學位。隨后，被美國的大學聘為講師。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他于1949年8月輾轉回國。

回國之初，任新民任教于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1956年，歸國不久的錢學森開始組建我國首個導彈、火箭研究機構“國防部第五研究院”，任新民被錢學森邀請而來，自此正式開啟了他的航天生涯。他也成為錢學森的得力助手。

1956年10月8日，國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任新民作為初創人員之一，參加了成立大會。11月23日，國防部五院成立了十個研究室，任新民被任命為主管導彈總體技術研究的總設計室主任。

1956年12月29日，中國與蘇聯在北京舉行了援助導彈交接及簽字儀式，航空工業委員會秘書長安東，國防部五局局長鐘夫翔、副局長林爽和剛調入國防部五局的史成章，國防部五院總設計室主任任新民、發動機研究室主任梁守槃等出席了簽字儀式。蘇聯人員提出，雙方簽字者需要軍銜對等，因此，中國由任新民上校和史成章中校分別簽字。

攻克導彈發動機冷卻技術

液體火箭發動機專家、曾任國家“863”計劃航天領域專家組組長的中科院院士朱森元，1960年在莫斯科包曼高等技術學校獲副博士學位后回國進入航天系統。

在朱森元看來，任新民非常重視基礎研究。他向南都記者回憶說，1961年他同任新民工作時，經常遇到近程導彈發動機燒損問題，原因在于當時冷卻發動機技術水平還很低。

“任老總要求專門研究火箭發動機冷卻方案，這是非常重要的基礎性課題。”朱森元說，在任新民領導下，他擔任這個課題的負責人，用了三年時間做電傳熱、電加熱試驗，模擬火箭發動機燒毀故障。經過這個課題的研究，火箭發動機燒損故障就容易解決了，可以通過設計參數防范燒損。

“這是個很廣泛的課題，是任老總提出來的題目，主要是在他的領導下完成的”，朱森元說，以后的近程、中程、遠程、洲際導彈的研制中，火箭發動機冷卻問題就一攬子解決了。

1963年初，中、遠程導彈發動機研制中，研究人員又遇到了不穩定燃燒問題，這是世界性難題。“在任新民領導下，經過研究，我們使用了多臺發動機試驗驗證，最后把燃燒噴注系統分割成幾個小區，采用液相分區及隔板分區的方案，克服了燃燒不穩定問題”，朱森元回憶。

力撐火箭氫氧發動機研制

航天飛行力學、火箭彈道設計專家、中科院院士余夢倫1960年自北京大學數學系畢業后，就成為航天系統一員，現在是中國運載火箭技術研究院研究員。

余夢倫告訴南都記者，在中國運載火箭發展歷程中，任新民起到了非常關鍵的作用，尤其是氫氧發動機的研制。

上世紀70年代末，我國醞釀發射地球同步軌道衛星，當時有兩種火箭第三級方案，一種是采用常規發動機，另一種是用氫氧發動機，不過當時只有很少國家掌握氫氧發動機技術。

氫氧發動機是運載火箭發展的重要方向。“當時我們不掌握，任老總特別希望突破這項技術。”余夢倫說，使用常規推進劑發射性能比較差，運載能力比使用液氫液氧推進劑少30 %到50 %。“氫氧發動機的使用，可以把衛星做大，對衛星的發展有利。對中國航天技術提升到世界先進水平，也是很重要一步，所以，任老總抓住不放。”

在任新民的領導下，朱森元直接參與了氫氧發動機的研制。朱森元說，大概在1965年，就成立了一個氫氧發動機研究組，后來暫停，他本人也下放至北大荒。1970年，任新民把朱森元從北大荒調回來，讓他繼續研制氫氧火箭發動機。

對于長征三號是否用氫氧發動機，當時國防科工委領導拿不定主意，主要是因為氫氧發動機低溫技術沒有常規發動機技術成熟，在向中央打報告時，把常規發動機作為第一方案，把氫氧發動機作為預選方案。不過，時任七機部副部長的任新民修改報告時，把氫氧發動機改成第一方案上報中央。后來證明，長征三號第三級采用氫氧發動機是正確的。

長征三號第三級采用液氫液氧推進劑方案，使我國成為世界上第三個掌握氫氧發動機技術的國家，讓我國運載火箭水平得到顯著提升。“1984年4月8日長征三號成功發射了我國第一顆地球同步軌道衛星，當時在世界上產生了很大影響。第一代通信衛星、北斗導航衛星全是靠氫氧發動機送到同步地球軌道上去的。”朱森元說。

“后來，新一代大推力運載火箭長征五號的液氫液氧低溫技術，特別是氫氧發動機技術，都達到了世界先進水平。”余夢倫說，新一代運載火箭是“863”發展綱要里的重要一步，提高了我國火箭的運載能力，對空間站建設、探月工程都是很重要的一步，在領導工作方面，任新民起到了很大作用。

心系長征五號運載火箭發展

余夢倫介紹，任新民、黃緯祿、屠守鍔、梁守槃四位是中國航天界威望極高的科學家，被尊稱為“中國航天四老”，“四個航天元老是和錢學森同輩的，都是錢學森的左右手，也都是放棄國外豐厚待遇，從國外回來報效祖國的。”

在火箭動力專家王桁看來，任新民特別關心航天事業發展方向。長征五號運載火箭就是他晚年比較掛念的事情。

王桁說，長征五號的助推器使用的是我國自主研制的液氧煤油高壓補燃發動機，原本蘇聯掌握這個基礎技術。上世紀八十年代，中蘇關系趨于和好的時候，我國提出向蘇聯購買液氧煤油高壓補燃發動機，當時任新民堅決反對，他說這種發動機我們自己也能研制出來。

1990年，我國航天系統組成了兩個調研組訪問蘇聯，王桁是技術組的組長，調研之后認為，蘇聯的發動機確實有很多新技術值得學習，如果自己研制，要耗費很長時間。回國之后，就專門向任新民如實匯報了蘇聯發動機的技術優點。

“我建議任老總親自到蘇聯走一趟，他在國際上名氣很大，蘇聯歡迎他去。他動心了，過了半個多月，就去了蘇聯。”王桁說，任新民了解到很多情況，最后同意購買少量蘇聯的液氧煤油發動機，在自主設計時作為參考。“買來的發動機推力小，和長征五號的需求有差別。我們參照它的技術，加大推力，重新設計了比它更大的發動機。”

朱森元說，“當時蘇聯同意賣給我們液氧煤油發動機，任新民想親自去驗收，但他是全國人大代表，沒有批準他去蘇聯，后來確定讓我去驗收。之后，我們自己的液氧煤油發動機研制非常成功，現在用在了新一代運載火箭長征五號上。”

王桁依然記得，他在三四年前一次看望任新民時，任新民問他什么時候能發射長征五號，問他為什么那么晚，能不能快點發射。“他特別關注長征五號，他希望趕緊成功發射。”

2016年11月，長征五號運載火箭成功發射后，任新民非常欣慰。科研人員去向任新民報喜，“他們是后起之秀，任老總很喜歡他們。”

長征五號成功發射后，任新民兩次題詞慶祝。2016年11月4日，發射成功第二天，任新民在航天醫院病房內提筆寫道：“祝賀長征五號首飛成功”。2017年1月4日，任新民在航天醫院再次提筆，寫下“長五火箭永保成功”。

平易近人“任老頭”

“除四害”不忘關注生產

王桁1956年成為國防部五院發動機研究室的一員。王桁告訴南都記者，任新民1958年調任發動機研究室主任，自此他開始與任新民產生交集。

王桁清楚地記得，第一次直接接觸任新民，是在1958年春天。在他看來，這次見面頗具戲劇性。王桁回憶，當時全國都在“除四害”，其中包括打麻雀。他們的辦公地點位于北京南郊一個大院子，平時工作特別忙，沒有時間顧及這些麻雀，于是周圍不少麻雀都到他們大院來“避難”。后來，附近的生產單位找上門來，稱為完成“除四害”任務，讓他們把麻雀從院子里轟出去。擔任研究室主任的任新民就讓大家早晨起來敲著盆子趕麻雀。

王桁說，他所在的生產部門位于一條河邊。一天早晨，任新民專門選擇了這條沿河小路，一邊轟著麻雀，一邊查看生產部門的生產進度。途中，看到一個還沒制作完成的儲箱容器，詢問之后，得知是王桁設計的，順便也知道了王桁準備休假回家，沒參與趕麻雀這一活動。任新民讓人轉告王桁去見他。正收拾行囊準備休假的王桁早飯時在單位食堂見到了任新民，任新民向他詢問了實驗設備設計制作進度情況。王桁向他做了詳細匯報，任新民非常高興，鼓勵他快點干。

在王桁看來，任新民是一個很好的領導，對問題了解得非常細致，還問到了許多細節。“只要把問題說清楚了，什么事情沒有，他還挺高興。這樣的領導好接觸。”

斬釘截鐵力保技術骨干

1958年秋天，王桁所在的單位擴大規模，任新民要成立一個總體組，就把他調了過去。王桁介紹，這個總體組是發動機的頂層設計部門，主要工作就是按照蘇聯的圖紙，仿制蘇聯的導彈，設計制作代號為“1059”的導彈。

但是，蘇聯并沒有把全部設備都給中國，其中就缺少發動機試車臺。王桁說，蘇聯的想法是，中國的發動機研制成功后，要到蘇聯做試車試驗。對此，任新民非常不滿，決定自主研發發動機試車臺，就抽調了王桁和另外兩人，一起來寫發動機試車臺任務書。

“這個任務書要寫得非常詳細，實際上就是試車臺的設計書，包括制作原理，試車臺多大規模，怎么建設，具體系統是什么樣，都要有詳細的設計框架，然后讓施工人員按這個來做。這是很難的一件事。”

王桁說，他負責試車臺控制系統，“發動機試車時，它的工作程序是自動控制的，非常有難度，后來經過努力完成了，任新民很滿意。”同時，他還兼顧試車臺建設，經常要向任新民匯報進度和問題。

發動機試車臺任務快要完成時，王桁又接到了新任務，去研究從蘇聯引進的更先進的發動機。但這個任務需要個人情況審查。結果審查過程中出了問題，王桁有個舅舅身在臺灣。按照當時的規定，他不僅不能去研究新的發動機資料，還得調離現有工作單位。王桁自己也認為肯定將被調離，就直接跟保衛處的人說，“晚走不如早走，趕緊把我調離吧。”

然而，王桁最終沒有被調離，過了段時間，他不能看資料的事情也解禁了。后來，一些相熟的政工干部告訴他，在討論會上，是任新民強留的他。“研究所領導討論的時候，任主任斬釘截鐵地說，這個人不能走。”

王桁說，“經過這件事后，我很感激他。他一句話沒給我說過。這是決定我一生前途的大事，我一輩子的方向就這么定下來了。”

經常背書包下生產一線

在余夢倫印象中，作為技術專家，任新民為了工作，經常一個人背著個小書包，像普通工人一樣下到生產一線。

余夢倫告訴南都記者，作為普通技術人員，在1975年參加長征二號發射時，他曾與任新民有過直接接觸。他說，為了提高火箭運載能力，火箭發射采用了制導關機、耗盡關機兩種方式，當時初定了制導關機、耗盡關機概率各50%，這樣就能把火箭運載能力提高幾百公斤。“耗盡關機是第一次使用，任老總比較關心，他認為我們想的辦法非常好，親自跑到宿舍來找我討論，我們一起聊了很長時間，他的意見是第一次用耗盡關機，要盡量可靠，后來我們把一些飛行參數做了調整，把耗盡關機概率適當降低，把制導關機概率提高一些。”

還有一次與任新民的交往，余夢倫印象非常深刻，他回憶，1999年底在甘肅酒泉發射神舟一號飛船時，任老總在發射場見到他就說，“余夢倫祝賀你啊，當選院士了。”當時余夢倫并不知道自己已經當選院士，“任老總對我們下一代科技人員的成長特別關心，他是第一個向我祝賀的，當時我感到很激動。我說，我感到自己做得很不夠。他說，沒關系，當選院士后還是要虛心學習，為國家多做貢獻。這是任老總對我的關心，當時我很感動。”

嚴格律人律己勇于擔責

在長征一號運載火箭總體設計員韓厚健看來，任新民是個學識淵博、要求嚴格、責任心強的領導。韓厚健對南都記者說，“回想整個長征一號研制過程，在那樣困難，又沒有經驗的情況下能夠發射成功，確實離不開任老總。”

任新民曾說過，“哪有‘常勝將軍’啊，干航天更沒有‘常勝將軍’，掉下來并不可怕，只要認真對待，總結經驗教訓，再干，再實踐一定會成功的。”

1969年11月16日，首次發射兩級火箭沒有完全成功，1970年1月30日第二次飛行試驗才發射圓滿成功。作為總技術負責人，任新民要求各個單位都要總結匯報兩次火箭發射發現的問題。韓厚健拿出當年兩次火箭發射的問題匯總材料，上面有任新民在1970年1月31日寫下的工作便簽，這是發射圓滿成功的第二天。韓厚健說，“他翻閱匯總材料后，會用紅筆標注出反映的問題，附上親筆書寫的便條，把有關問題落實到第二批設計當中。他要求馬不停蹄地干這件事。”

韓厚健說，他手上這份材料，是任新民給第十研究室副主任陳壽椿的，讓他轉給總體組組長。

在韓厚健看來，任新民還是個實事求是、勇于承擔責任的領導。他說，“1969年11月2日第一發火箭因設計缺陷，發射出了問題。情況發生后，責任問題是首當其沖的，任老總是試驗隊的隊長，他立刻表態，自己承擔責任。”

采寫：南都記者 吳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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