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的知識分子群體里，中國工程院院士、云南農業大學名譽校長朱有勇并非第一個參與扶貧的人，卻很可能是當下這批“扶貧大軍”中，第一個招收農民學員并親自授課的院士。

這個秋天，他在云南省普洱市瀾滄拉祜族自治縣張羅的“中國工程院院士指導班”開班了。首期240名學員均是來自當地十幾個鄉鎮的農民，在班上，這些學員不學英語，不學“種子從哪里來”“苗如何培育出來”，而是將大部分時間用來跟院士一起下地，學習“馬鈴薯究竟該怎么種”“畜禽究竟該怎么養”。

不少人聽后第一反應是“詫異”：院士還能比農民更懂得種地？或者說，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還要院士來教怎么種地嗎？

這位“農民院士”卻說：“做院士也好，做教授也好，歸根結底就是一個農民，會種莊稼的農民”。

少講些道理給人聽，多拿些成果給人看

瀾滄縣位于云南省西南部，因東臨瀾滄江而得名，這里夏天“隔天就下雨”，人均耕地近6畝，無論是熱量、水源、降雨，還是土地條件，都堪稱“優越”，以至于朱有勇感慨“以這樣的自然資源，這里本不該窮！”

但另一個情況是，當地的拉祜族是“直過民族”，即由原始社會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不少農民長期靠天吃飯，只種了少量的玉米、水稻和甘蔗，冬天基本撂荒，全縣49.7萬人口中還有13.93萬人沒有脫貧。

朱有勇來了，而且帶著自己的研究團隊一起來，手里還拎著兩樣東西——一樣是“能轉化到土地里”的科研成果，另一樣是文化和技能。“扶貧先扶智”，“我們要手把手教農民朋友，‘把地種起來’‘不浪費任何一畝地’”。

不過，當朱有勇第一次把“冬季能種馬鈴薯”的消息帶到瀾滄縣竹塘鄉蒿枝壩時，蒿枝壩村不少村民都搖頭：“冬季種洋芋？不敢相信！”

這其中就包括村民李扎襪，按照他的說法，以前村里從未在冬天種過馬鈴薯，再說，冬天種了，賣給誰？

朱有勇心里有一個主意：瀾滄縣地處亞熱帶，“冬無嚴寒”，避開降雨導致的病害多發期，種植冬早蔬菜是再好不過的選擇。但這些道理很難和“相信經驗”的農民說清楚。

他選擇用事實說話。在當地政府和瀾滄縣竹塘鄉云山村委會的支持下，朱有勇發起了100畝冬季馬鈴薯示范種植項目。

其實，對當地農民來說，冬馬鈴薯是在冬閑的土地種植，不影響其他季節作物的種植，一旦產生收入，就是“凈賺”。冬季馬鈴薯的也銷路不必發愁，按照朱有勇的說法，冬季馬鈴薯在十一二月播種，翌年三四月收獲，有了這個“時間差”，瀾滄縣就可以成為全國最早上市的鮮薯產區之一，不愁沒銷路。

“朱有勇”這塊牌子吸引了不少蔬菜批發商的目光，他們總是打聽這位“大院士”的行蹤，看看他在哪里搞試驗田，哪里能出新產品，哪個產品又能成為蔬菜領域的“爆款”。

河南信陽農民陳萬伍就是其中一位。他常年在北京新發地做蔬菜批發生意，如今他基本“承包”了瀾滄縣冬馬鈴薯的銷路。

村民劉扎丕用3畝土地“入股”種植冬季馬鈴薯，成了這個示范項目的參與者，如今，他的收獲是“增收近萬元”——這相當于他家此前一年的收入。

劉扎丕說自己從未見過“這么大的馬鈴薯”，他們在其他季節也多少種過一些馬鈴薯，但“也就雞蛋大小”，如今最大的足有兩公斤重。

朱有勇說，“這一仗”下來，可以用3個數字來總結：畝產達到3噸，地頭的收購價一公斤3元，平均每畝收入9000元。其直接結果是，十幾戶農民脫了貧。

“農民院士”的名聲，算是傳開了。

今年冬天還沒到，已經有村民排著隊，嚷著要加入示范種植項目。

云南農業大學校長盛軍說，過去一年多來，朱有勇先后14次到蒿枝壩村，大半時間是在村里度過的。在村里，朱有勇和農民“談天說地”，“教授種植方法”的村民活動室，如今已經有了一個新名字——“科技小院”。

扶貧不只是所謂的“奉獻”，還能帶來科研產出

當然，朱有勇并不是一個人做這些事，他把自己的科研團隊帶進了“扶貧大軍”。

4年前，當年輕的女博士魏薇跟著導師朱有勇奔波五六個小時，放下行李直奔田間地頭時，她有些困惑：“怎么剛開始博士生涯，就先整起了土地？”

朱有勇不僅懂農民，也懂自己身邊的這些科研人員：“他們還年輕，如果來扶貧，只是所謂的講‘奉獻’，對他們的科研工作和未來前景沒有幫助，誰有動力來呢？”

走進瀾滄縣思茅松林，一種名為三七的大宗中藥材品種，正在這里生長。中國工程院派駐瀾滄縣竹塘鄉掛職副鄉長毛如志博士說，一旦實現大面積的有機種植，預計每畝產量可達50公斤至80公斤，村民每畝林三七可收入5萬元至15萬元。

然而，種三七有個難題，即種完一茬后，十幾年都不能在這片土地上繼續種植三七，農業上稱這種現象為“連作障礙”。按照朱有勇的說法，半個多世紀以來，科學家不停地探索解決“連作障礙”的方法，但收效甚微。如今，他帶著自己的科研團隊，借助思茅松林下自然環境，攻克了三七育苗“連作障礙”的最后難關。

“解決了這些問題，于科研人員是巨大的科研產出，對農民也是巨大的經濟收益，何樂而不為？”朱有勇說。

事實上，他自己的“成名之作”也來自土地。

有一次，朱有勇出差，途經云南省石屏縣境內，路邊田野里的奇異現象引起了他的注意——有些稻田出現了“稻瘟病”，而另一些間栽了高矮不同兩種水稻的田里，患“稻瘟病”的現象則很輕微。“這其中的門道，是否跟農民有意無意栽兩種不同水稻有關？”

朱有勇開始了試驗，在試驗田分小區試驗，按照不同的間栽方式、間栽組合進行種植。這種看似古樸的種植方法，卻有著重大的科研價值。

2000年，朱有勇團隊的成果《利用生物多樣性控制稻瘟病研究》，以封面文章的形式在國際知名期刊《自然》雜志發表，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植保界在這個期刊上發表的第一篇文章，同年，這項成果被評為2000年中國高校十大科技進展之首。

這就是朱有勇教授團隊找到的控制病蟲害的機理：“物種之間都是相克相生的，我們就找一個它們之間的相互規律，合理地去配置它。”

他說：“我們的成果來源于農民，也要回饋給農民。”為了讓農民搞明白，他專門編了12字的順口溜：天拉長、地拉寬、站好隊、換好位。也就是說，要改變播種節令，打破傳統的農業結構；以前都是散種，現在排好隊，科學地排列行距和株距；今年這里種這樣，明年就種另外一種作物，利用植物間的相克相生減少病害，達到穩產、優產、高產。

“能幫農民兄弟解決問題，還能一起大碗喝酒大塊吃肉，就叫幸福”

在“中國工程院院士指導班”的招生現場，朱有勇總會向面試的農民提一個問題：會唱拉祜族的歌曲嗎？如果對方回答“不會”，朱有勇則建議他“回去學一學”。

這在朱有勇看來很重要，“我不是教書呆子”，他說，“我從小在農村長大，與農民、農村天然的有機結合，知道農民想要什么，大家一起搞生產，自然要快快樂樂地搞！”

朱有勇原本就是云南紅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農民，年輕時當過生產隊長。1977年，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他考上了云南農業大學，一輩子從事農業生物多樣性研究。

這樣的經歷用他的話說，先是“逃離”農村——農村太苦了，很多人希望通過讀書來改變命運，但陰差陽錯學了農業，最終又回到農村，成了一個“更會種地”的農民。

當被問及怎么看“農民教授”這一稱號時，他說：“做教授還能跟農民結合起來，解決農業上的問題，還能跟我們農民在一起大碗喝酒，大塊吃肉，跟農民一起抽煙筒，我覺得這是挺幸福的事情。”

剛開始，村里的農民對這位來自大學的院士“敬而遠之”，如今，見了他就親近地叫“朱院士”，說他是一個農田里的莊稼好手。

今年夏天，云南農業大學科技處處長楊生超跟著朱有勇來村里調研，他親眼見證了晚餐后村民拉著朱有勇，不愿他走的情景：三兩個村民拉著朱有勇的手，十來個村民在外面圍著，還有幾十個村民跟在后面，有的手里還端著酒，一起唱著當地的民族歌曲《實在舍不得》——“你留下那情像火塘燃燒著，還有好多酒沒喝，最怕就是要分開，要多難過有多難過……”

楊生超把這個情景拍了下來，視頻至今還存在自己的手機里。有時，他會翻出來看看，提醒自己：“一位科學家，做到這個份上，也是值了！”

朱有勇的學生郭文峰至今記得一個細節，當他和同學一起問朱有勇：“老師，您印象里有沒有讓人感動的一件事？”

朱有勇沉思了一會說：“一次又累又餓的時候，一個農民給了我一桶土豆，我吃得很飽。”

在郭文峰的記憶里，朱有勇說這句話時，情緒很平淡，卻如此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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