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美東時間4月6日下午5時，美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突破36萬，死亡病例達到10689，成為繼意大利和西班牙之后，第3個死亡病例過萬的國家。

不過，一個好消息是，確診感染新冠病毒2周后，哈佛大學校長拉里·巴考及其夫人阿黛爾4月6日宣布痊愈。

巴考在接受《哈佛大學校報》采訪時分享了夫妻兩人的抗“疫”經歷。他表示，對他們來說，感染病毒很像得了一場流感，“仿佛一夜間變成了120歲的老人”。

巴考還表示，這場危機比2008年的經濟危機更困難，隨疫情而來的經濟衰退將影響高校運轉。作為收到捐贈最多的世界頂級大學之一，哈佛必須“作好勒緊褲腰帶的準備”。

拉里·巴考及其妻子阿黛爾現已康復。（圖片來源：哈佛大學官網）

以下為節選的對話實錄：

得病成了全國性新聞，感覺奇特

問：您和阿黛爾感覺如何？

巴考：

我們現在覺得好多了。我們倆很幸運，沒出現過嚴重的呼吸問題。對我們來說，感染病毒很像得了一場流感。被感染絕對不是件好事，但至少我們的性命未被危及。

問：您二位感染后出現了哪些癥狀？

巴考：

我們倆都先是咳嗽，然后是發燒、怕冷、渾身肌肉酸疼。我仿佛一夜間變成了120歲的老人。還有嗜睡，這些癥狀都與感冒類似。

問：被確診陽性后什么感想？

巴考：

其實我們一直都很謹慎，所以被確診后有點驚訝。因為阿黛爾和我在開始出現癥狀之前，已經近10天沒有見過別人了。我們被完全隔離在家，我本人有自身免疫病，很容易受各種感染。有人好奇我為什么要做核酸檢測，我的自身免疫病就是原因。

我也擔心是否還能履行職責。2004年，我在塔夫茨大學時曾因自身免疫病不得不休假一個月。那時，我就意識到得對自己的健康負責，我不健康對他人也會不利。而且，身體恢復需要時間。所以被確診后我試著當個好病人，做我該做的。

問：您給哈佛師生發郵件告知病情后，收到怎樣的反饋？

巴考：

我們收到上千封來自學生、教職工和校友從全球各地發來的問候，很感動。

還有一個場景挺奇特的。在家躺著養病時我倆看電視，沒記錯的話是CNN。正在養病時看到電視臺放我們生病的新聞，這體驗難以想象。我們得病的消息成了全國性新聞后，就收到世界各地家人和朋友的來信。

問：隔離時，您會做點什么充實自己？有沒有一口氣讀完或看點什么？

巴考：

我一直忙著處理電郵，沒什么機會讀有趣的東西。

不過有件事挺諷刺的。我的兒子兒媳還有兩個孫女住在紐約。幾周前他們開始遠程辦公，并決定搬過來和我們一起住，我們同意了。他們開車過來那天，我和妻子恰恰出現了疾病癥狀。

接下來的時間為了保持社交距離，大家就只能通過視頻軟件聯絡。有件事很讓我們分心，我的兩個孫女，一個兩歲半、一個8周大，我們很想在隔離結束后和她們一塊玩。

問：現在您覺得好多了，您在家辦公的日程是怎樣的？

巴考：

因為我剛痊愈，所以還沒形成什么既定流程。我也還沒開始鍛煉，不過我希望下周可以做一些，還在慢慢恢復中。

我每天一定要做的事是看電子郵件、開電話和視頻會議，以及和教務長、副校長會面。這期間我曾和州長，以及劍橋、波士頓及華盛頓的官員通過電話。

哈佛從1月初開始關注疫情趨勢

問：回頭看，哈佛是什么時候開始監測新冠病毒的？

巴考：

1月初，哈佛大學健康服務中心開始關注中國的情況。我們有來自中國的學生，還有相當數量的教職工會到中國訪問，所以我們開始密切關注。我們還提供了咨詢意見，確保從中國返校的人采取措施，保證自己和他人健康。

之后我們建議限制旅行，先是中國，之后是全球其他疫情嚴重的地方。我們非常關注疫情趨勢，和一些研究人員保持著密切聯絡。他們中有全世界最好的病毒學家、流行病學家和公共衛生專家，他們也在和中國及世界其他地區的同行保持聯絡，并根據實際情況提供建議。

我們很快召集了危機管理團隊，并擬定初步計劃，考慮如果波士頓出現新冠病毒，應當采取哪些措施。

問：哈佛是最早采取隔離措施并過渡到在線教學的高校之一，最初遇到了一些挫折，能請您談談當時的過程嗎？

巴考：

我們的應對舉措是出于一系列考慮。

首先是新冠病毒在中國、意大利、西班牙的迅速擴散，我們借鑒了這些國家的經驗。很多研究模型都表明，如果病毒如人們所想的那般具有高傳染性，那大家隨時可能面臨危機。

之前我們以為年輕人被感染的幾率比老年人或有并發癥的人更低，但最近的數據表明，至少在美國，與其他一些國家相比，年輕人發展為重癥的概率更高。

日本那幾艘游輪的情況也讓我們意識到，如果在學生之間住得很近的宿舍里發生感染，會有什么后果。

春假即將到來，我們擔心如果不迅速采取行動，我們的學生可能會分散并與世界各地的其他年輕人接觸，等他們再返校時那就是一場全面的疫情。

所以我們認為有必要在春假前采取行動。我們的IT部門很快準備好，讓大家迅速適應Zoom這一軟件。大家用Zoom進行線上教學、開會。我們也迅速動員教師做線上教學。然后我們通知學生作好相關準備，所有教學將被轉移到網絡上。

問：這期間哈佛給學生及更多人提供了哪些支持？

巴考：

顯然，我們要求大家迅速開始行動。志愿者協助學生遷出校園，5天內我們約有6000名學生搬離。我們還嘗試提供財務支持，幫助學生解決旅途開支等費用。各個學院的員工都在日夜工作，他們有相當多的問題要解決、要應答。

在線教學也需要迅速開展，大家都需要適應。少數留學生還留在社區，我們很感謝照顧他們的社區人員，他們確保了學生居住地安全可靠。

這場危機比2008年經濟危機更困難

問：和您之前在塔夫茨大學的經驗相比，有哪些異同？

巴考：

我經歷過2008年的金融危機，兩場危機有相似之處，也有區別。最大的相似之處是每個人都和大環境息息相關，這種情況下學校收到的捐贈會減少。我們都認為短期內慈善事業可能會有所減退，公司和基金會的支持力度會變弱。

另外，學生對經濟援助的需求會增加。教職員工的焦慮程度也有所增強，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還看到了積極的響應，大家努力工作，幫助其他更不幸的人。

這場危機比2008年更困難，因為它影響了我們履行核心使命的能力。我們是一所寄宿制研究型大學，現在校園內基本不能有學生居住。我們不得不關閉圖書館、檔案館以及大多數實驗室和設施，這些導致研究人員無法開展工作。這些是2008年那場危機不曾有過的。

問：經濟不穩的情況下，如何規劃對學校的捐贈和未來支出？

巴考：

我們現在正在統計大學內部的各項支出，各院院長正在與我們溝通，盡可能限制支出，并查清哪些方面的收入來源會有所減少。

疫情帶來的直接經濟影響很顯著，我們為學生搬離提供了財務支持，教職工的收入有明顯下降。

好的方面是，我們已經預知到將要面臨的衰退，并開始提前規劃。雖然不知道衰退具體何時到來，但我們為此準備了一系列應對措施。

我們還吸取了2008年經濟危機的教訓，保持了比那時更好的資金流動性。我們還建立了一些儲備，這些舉措將減輕衰退帶來的影響，但無法消除影響。劍橋和波士頓的一些校園建設項目已經暫停，很多事也將延遲。要作好勒緊褲腰帶的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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