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歲回國任教，成為天津大學最年輕的教授之一；幾年后獲得國家杰出青年科學基金，入選教育部“長江學者獎勵計劃”特聘教授；邁入不惑之年，他又出任這所頂尖高校的副校長……在“牛人”眾多的教育科研領域，鞏金龍似乎總能比別人“快一步”，但他卻從不認為自己有什么訣竅——即使有，那就是簡單的一句話——做符合學術發展規律、國家需要的事。

從事使命式科研：他選擇做重要的、國家需要的事

2010年，鞏金龍回到母校天津大學工作。在確定研究方向時，他曾反復地問自己：到底是要把不那么重要的事做成功，還是只做重要但不一定能成功的事？

“如果從價值上認同一件事必須要做好，這件事就會由‘要我做’變成‘我要做’。”鞏金龍說，自己做科研是“價值驅動”。這份“價值”，來自他對“使命式”科研的深刻認識。

從事能源化工應用基礎研究，鞏金龍將實現“清潔低碳的能源化工”作為自己的研究主線。在這根堅實的“樹干”上，他又延伸出兩個極具挑戰又富有潛力的“樹枝”：一是圍繞低碳碳氫能源催化轉化過程解決“卡脖子”問題，二是致力于實現二氧化碳的綠色資源化利用。

丙烯是一種重要的化工原料，缺乏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丙烯生產工藝一度是我國化工領域的短板弱項。鞏金龍以此為目標，圍繞低碳碳氫能源催化轉化過程，開展丙烷脫氫制丙烯催化劑和生產工藝研發。他提出了在微介觀尺度上對催化劑電子和幾何性質進行調控的系統性策略，揭示了合金化效應和界面效應對烷烴脫氫反應的作用機理，構建了高效、綠色、廉價的丙烷脫氫制丙烯催化劑體系。

“在基礎研究層面，我們的部分研究成果已達到國際領先水平。當前，我們正在同國內領軍企業進行合作研發，著力攻克工程技術難題。”鞏金龍說。

在“雙碳”目標下，如何實現二氧化碳的綠色資源化利用無疑是一個面向未來的課題。鞏金龍把目光聚焦到太陽能。他帶領團隊通過模擬自然界中的綠葉，構建了“人工光合作用”體系，研發出一種被稱為“人工樹葉”的高度集成的光電化學器件。利用太陽光，“人工樹葉”在常溫、常壓的條件下就能將二氧化碳轉化為醇類、烴類等重要化工原料。

“不光是看眼前要做什么，更要弄清楚科研的規律，明確當前方位，還要做一個‘外延式曲線’，預測未來的技術怎么發展。我反對做‘跟風式、追熱式’的科研。”鞏金龍說。

挑戰世界公認的難題：他堅持長周期研究，帶領團隊與時間賽跑

“人工樹葉”是個全新的研究方向，沒有現成的經驗可以參考，連實驗裝備都要自己設計、組裝、測試。“這條路徑全世界都處于基礎研究階段，大家都在嘗試著做。一些設備圖紙保密性很強，國外同行根本不會提供，論文中也不會呈現。即使是專利公開出來的參數，也是比較寬泛的。”鞏金龍回憶，在“人工樹葉”的研發過程中，既要面對同行的激烈競爭，又隨時面臨著失敗的風險。

他帶領團隊和時間賽跑。“不夸張地說，我們進行了上萬次實驗，失敗、總結后調整方案，再進行實驗。那段時間，我們幾乎每天都這樣周而復始地工作著。”鞏金龍說，在不懈努力下，他們距離“奇跡”的出現已經越來越近，二氧化碳轉化為有機化合物的選擇性達到了90%以上。

鞏金龍介紹，雖然目前“人工樹葉”已經達到國際清潔能源領域第一梯隊的轉化率水平——從光能到化學能的轉化效率約為6%，但還沒有達到商業化所要求的20%的門檻。他相信，隨著研發不斷深入，“人工樹葉”有望像真正的樹葉一樣，用一種全新的“光合作用”造福人類。

敢于挑戰公認的世界性難題，離不開良好的科研環境。鞏金龍所在的天津大學化工學院，就有這樣支撐長周期研究的氛圍。“不僅是學校公共設備，包括學院和系里面的一些老師的設備，也愿意提供給我們使用，來支持年輕人的發展。”鞏金龍說，自己在回國之初也面臨一定的壓力，“當時沒有實驗室，研究生也少，學院領導和同事們給予我無私的幫助。”

致力于新工科建設：他注重學科交叉融合，堅持因材施教

天津大學是國內新工科建設的倡導者之一，鞏金龍在這方面也有很多自己的思考。他認為，大學既要為未來生產知識和孕育技術，更要為未來培養人才，以實現推動社會發展、增進人民福祉的目的。新工科建設一定要思考學科專業一體化建設以及深度交叉融合的問題。

他的課題組既有從海外邀請來的志同道合的年輕科學家，也有從校內其他專業彈性引進的年輕老師，還有不同專業背景的學生。為了因材施教，課題組每年都延伸出新的研究課題，對所有人開放，而不是做“指定式”課題。他一直強調，教書育人是教師的第一學術責任。“一個團隊不能只注重年齡的差距，還要注意學科專業方向的交叉融合。研發的整個鏈條、各個環節都需要有專業人士深度參與，而且還要有教育情懷，只有這樣，才能為培養新工科創新人才提供優質條件和環境。”鞏金龍說。

鞏金龍還特別關注產教融合問題。他說：“我們必須更加重視教育鏈與其他鏈條融合，既要加強對工科專業教師工程能力的培養，使他們了解前沿業界需求，也要鼓勵企業的卓越科學家、工程師來大學當教師，把他們的工程經驗反饋到教學科研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