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采訪疫情相關的科學話題時，有十年科技新聞從業經驗的筆者遇到了無數次的“婉拒”和“直拒”：
“千萬不要說是我說的，否則很快就會‘人肉’我了。”
“還是不要提我的名字了！”
“這個問題別正式發表啊！”
“你這個話題太‘敏感’了。”
“因為之前接受過采訪，單位已經提醒我了，所以……”
甚至為了一個科普話題，筆者聯系十位科學家，最后只有一位同意發聲。
科學家們為何不愿意發聲？
病毒狡猾莫測，信息魚龍混雜。為了宣泄緊張情緒，也因為被謠言所惑，一些網民在社交媒體上對科學家進行狂歡式的“群毆”。
而一些科學家、科學機構的不愿言、不敢言，又進一步加大了公眾與科學家之間原本就存在的距離。
這個局面不禁讓人產生一種錯覺：科學界被流言蜚語擊得不戰自退、“萬馬齊喑”了。
何至于此？
在當前人人都是“傳聲筒”的時代，眾聲喧囂是常態。自媒體和社交平臺一方面讓民眾更方便獲得信息，更好發揮其監督職能；但另一方面，一旦“正道”消息不能及時傳播，它們也可讓各種“小道消息”一夜之間滿天飛。
目前，利用公眾急于知曉病毒來源、傳播特點和救治方法等心理，一些謠言制造者更是斷章取義、無中生有，讓一些科學素養不高的公眾被誤導，進一步形成輿論的“蝴蝶效應”。
對此，荷蘭萊頓大學傳播學者克羅斯（A·Chorus）曾提出一個影響謠言傳播因素的著名公式：謠言=（事件的）重要性×（事件的）模糊性÷公眾批判能力（或R= i×a/c）。
即謠言產生與事件的重要性和模糊性成正比，而與公眾的判斷能力成反比。
換言之，謠言傳播的影響力與信息的及時透明、公民的科學素養緊密相關。
在我國，公民科學素養仍是一塊短板。
從第十次中國公民科學素質調查結果看，2018年我國公民具備科學素質的比例為8.47%，而目前美國這一比例為28%，加拿大為42%（2014年）、瑞典為35%（2005年）。這一數字與當前我國經濟和科技發展的速度極不相稱。
若以上述理論和數據為依據，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此次疫情中謠言的泛濫也與長期以來我國的科普欠賬不無關系。比如，科學規律的得出需要一定的認知過程，這是科學界的常識，正如新冠肺炎的診療指南現在已經更新到了第六版。
但當科學家對這一新的未知病毒發展作出的階段性判斷出現某些偏差時，一些自媒體揪住問題進行無限放大，煽動公眾對科學家和科研機構進行無底線攻擊，全面否認科學界的貢獻，讓一些不分晝夜與病毒戰斗的科學家感到寒心，選擇沉默。
但科學界也應該反思，造成這種情形的原因之一，正是因為過去對科普工作不夠重視，科學精神沒有深入人心，才讓危急時刻科學家的形象如此容易被抹黑。
其實，讓公眾走近科學、信任科學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大疫當前尤其如此。這更需要科學家在這些特殊時刻敢于做科普，盡可能地讓公眾站在科學的一邊，用科學戰勝謠言。
正如原中國科技館館長李象益所說，公眾可以在辟謠的過程中“去思考、去分析、去辨析，以科學的思維和方法，從科學的角度提高和培養他們的素質”。
如果說信息公開是最好的辟謠“疫苗”，科學家的發聲就是最有針對性的“藥物”。
也正如世衛組織總干事譚德塞所說，“我們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以科學和證據指導政策。如果不這樣做，我們將陷入分裂和不和，邁向黑暗的深淵。”
讓我們為那些戰斗在疫情一線、默默堅守崗位的科學家們喝彩，也為那些敢于直面流言、發聲釋疑的科學勇士們鼓掌。
一個失去科學家聲音的社會，將被謠言裹挾。
我們迫切需要，越來越多的科學家逆流而上，回應疑問，粉碎謠言。
中國-博士人才網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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