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昌璞
2020年，在中國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過程中，人們比以往更加關注科學技術在關鍵時刻如何發揮作用；《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也提出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新型舉國體制。
舉國體制的要旨是集中力量辦大事，而確定什么是大事，不僅要考慮面向國家需求，而且要有科學精神的考量。
過去40年，中國的經濟發展舉世矚目，早已走出了整體“底子薄”的困境，然而中國人均“底子”仍然薄弱卻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因此對于那些亂作為、假作為的科技“大事”，必須時刻保持警醒。
然而，判斷科技發展中的“大事”“小事”，在今天科技治理環境中既有現實中的困難，也有邏輯上的窘境。在原始科學創新方面，該問題更加突出。
以下討論的前提是“吹哨人”有資質且負責任。否則，要么“哨”而無聲，要么“噴”而無益。
清晰定義“從0到1”的創新非常困難，對新事物的觀點更會因人而異。
“創新”的科學領域在萌芽期還看不出重要在何處，但有可能發展成為短命的“熱點”或有前景的前沿領域，一旦有科學訓練的人提出不同科學意見，即“吹哨”，發聲者的學術聲譽就可能面臨重大考驗。
如果該項目、方向，個人的發展出乎“吹哨”的判斷，有聲望的發聲者也可能會被別人譏為“學閥”；如果“哨”吹對了，發聲者學術聲譽也不會有所增益。
被吹哨的“創新”于國于民可能無益，但創新熱點被叫停，利益相關者仍然可以說，是發聲者扼殺了進一步改進和發展的機會，邏輯上發聲者還是容易被認作某種意義上的“學閥”。
囿于各種評審規則和規矩，近年來不少科技項目評審像工程招標一樣，不允許現場討論，沒有面對面的學術爭論，“吹哨人”被視為另類。
因此，即使有人不是精致的利己主義者，作為社會經濟學意義的理性人、利人利己的最優化選擇，在大多數情況下，也盡可能說好話或模棱兩可，極少“吹哨”。
然而，這些精于世故的行為，集體互動、長時積累，不僅對中國學術發展和科技進步的機體造成了傷害，還將影響到創新型國家的建設。
2020年，科技部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出臺了一些指導科技工作的規定。例如，抗疫優先于發表論文和破除唯SCI至上論，以引導科研人員把研究精力全部投入到各項攻關任務上來，把論文寫在抗擊疫情的第一線，把研究成果應用到戰勝疫情中，初衷很好。
然而，我擔心有人會將“把論文寫在祖國大地上”誤解為“幾分之一發表在國內期刊雜志上”；我也擔心，本應發表在國際有共識的學術期刊上的基礎研究成果不能如期發表，導致“不唯SCI”變成了“不要SCI”。
必須承認，中國科學發展在原創性等方面存在的問題，完全放任不管也有可能變成學術“新冠”，但面對有些慢性病，要安靜下來細心診斷、對癥下藥，否則一劑猛藥，禍將至矣。
要破解科技評價中“吹哨人”的窘境，就要有更多人從科學良心出發，立足于純粹學術和自己的科學判斷，對事不對人、對此事不對彼事。
每一個個體，如果都不能適時地發聲，就會集體失語，學術底線就會失守，國家和人民的利益就會失盜。
“吹哨”難免有雜音，雜音可能來自學術素養不足，也可能來自利害的權衡，但發聲人多了，就會涌現出來一個客觀的主旋律，這種社會學效應可以類比叫作Emergence的基本物理學規律。
然而，“吹哨人”要有責任擔當和科學精神，有基于學術底蘊的行動膽識，這樣才能在任何場合都不說假話，盡管有時發聲也可能會說錯。
科技管理和學術領導部門要上下負責，努力營造包容的、“勇于發聲”的學術科研環境，善于傾聽不同的發聲和“哨音”，絕不可以各種行政方式武斷地一味抵制“哨音”，這樣才能為中國的科技強國建設提供適合科技創新的肥沃文化土壤。
中國-博士人才網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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