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年前，只有本科學歷的侯楠（化名）報考了北京某高校的在職研究生。3年來，由于“瑣事”太多，加上工作繁忙，侯楠的在職研究生課程依然沒有學完，但他并不太在意，有時候忙起來，他甚至忘了自己還有一份額外的“功課”。

不過就在幾天前，一則新聞還是讓并不很在意自己在職研究生學習的侯楠心中一動。

近日，教育部辦公廳印發《統籌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研究生管理工作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要求統一下達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研究生招生計劃，統一組織實施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研究生招生錄取，堅持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研究生教育同一質量標準。

一部“高等教育史”

如果回顧一下非全日制研究生教育在我國的產生和發展史，我們會發現，這一過程的興衰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反映了近幾十年來中國高等教育發展的興衰。

天津大學教師張立遷多年來一直從事研究生教育方面的工作。據他介紹，我國的非全日制研究生教育（在職研究生教育）最早產生于上世紀80年代初，當時還被稱為“同等學力碩士/博士學位”。

“是時，正值‘文革’結束后首批大學生本科畢業，國務院也頒布了學位條例。在職研究生教育幾乎就是伴隨著高等教育的復蘇而產生的。”張立遷說，隨著高等教育的發展，在職研究生教育也迅速成長，在上世紀90年代已經初具規模。而隨著上世紀末高等教育“大擴招”的開始，在職研究生教育規模也出現了“井噴式”的擴張。“當時，整個社會對于在職教育產生了前所未有的熱情，幾乎所有教育機構都在聯合辦班，人們排隊現場交報名費……”張立遷說。

但幾乎就在在職研究生教育規模大擴張的同時，公眾對于這種教育模式的質疑也出現了。

“2000年之后，公眾開始發現，很多在職研究生根本沒去上課，就拿到學位證。整個教學過程幾乎處于散養狀態。”張立遷說，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十二五”期間。此時，中國高等教育迎來了新的發展主題——內涵式發展。

“在‘十二五’階段，國家對所有研究生教育都提出了提高培養質量的要求，在職研究生教育也不例外。在這種情況下，‘統籌’成為了規范在職研究生教育最現實的手段。”張立遷說。

2014年11月，“文革”后國內首次以質量為主題的全國性研究生教育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同年，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辦公室印發通知，要求從2016年起，不再組織在職人員攻讀碩士專業學位全國聯考，非全日制研究生教育將納入國家招生計劃和全國碩士研究生統一入學考試管理。從這個角度上說，教育部最近印發的《通知》，其實是對2014年作出的改革部署的落實。

公平問題

如果將《通知》的規定作大致劃分的話，其實可以分為三個部分。即在入口端，將非全日制研究生的招生納入統一入學考試；在中間階段，堅持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研究生教育同一質量標準；在出口端，保證非全日制研究生的學歷學位證書具有同等法律地位和相同效力。在這三者中間，最受公眾關注的無疑是入口端改革。

“這次改革最重要的一個變動便是將非全日制研究生納入了統一研究生招生考試。”楊海燕在中國人民大學為非全日制研究生授課已有多年。采訪中，她坦言，之前高校的非全日制教育是沒有入學考試的，這給學校的教學帶來了不少困難。“因為沒有統一入學考試，很多非全日制研究生連所在專業的最基本專業知識都不具備，加之他們一般只能在節假日集中授課，而且學生到課率也不高，諸多因素之下，這些學生的培養質量很難提升。”

統一考試顯然可以有效地解決目前在職人員考研門檻較低的問題，但在保證效率的同時，這種統考模式是否也能保證公平，其實是存在一定爭議的。比如，在一篇評論中，國際關系學院副教授儲殷就表示，這種方式明顯提高了非全日制研究生入學考試的難度。不過需要注意的是，非全日制研究生多為在職人員，他們工作經驗豐富，但在應試能力上卻由于其年齡較大、精力有限而相對于全日制研究生的錄取主體——應屆本科生較弱。

“須知，應屆學生考研幾乎是全力以赴，而在職人員往往沒有那么多的時間來準備考試。如果‘同一門進’的結果是造成了在職研究生教育的名存實亡，那么有可能在大方向上并不利于建設學習型社會。”儲殷說。

在采訪中，張立遷也覺得《通知》中的一些規定的確有“步子邁得過大”之嫌。“經驗多的在職人員和經驗少的學生一張卷子，對在職人員確實有些不公平。”

然而，對此，楊海燕卻舉出了另外一個例子。

“多年前，當我們開設專業碩士學位時，面對的考生都是在職的，但多年下來，專業碩士并沒有因為有入學考試而被掐斷路子。”她表示，雖然有統一入學考試，但考試內容可以不一樣，分數線也可以不一樣。“專業碩士考試和統招考試，即使是同一專業，分數線也是不一樣的。”

然而，遺憾的是，在《通知》中，對于招生錄取的規定卻是“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研究生考試招生依據國家統一要求，執行相同的政策和標準”。

被前置的門檻

關于統一考試的紛爭并不僅僅限于公平與效率之爭。

在《通知》頒布后不久，湖南某媒體曾進行了一些解讀。在解讀中特別提到，2016年湖南省有中南大學、湖南大學等9所高校共招收錄取了攻讀碩士專業學位研究生的在職人員6762人。但改革后，在職考生的考試難度加大，報考人數或將減少，一些高校非全日制招生將可能出現招不滿或者計劃縮水的現象。

伴隨著錄取門檻的提高，考生數量減少似乎是一件順理成章的事情。而如果錄取人數大幅度減少，則可能會出現一些人才培養方面的問題。

“在最開始的時候，在職碩士研究生招生是沒有指標限制的。最近兩三年，雖然有了指標限制，但招生人數依然不少，這使得各高校對在職人員基本上都采取了單獨成班的教育形式。”在采訪中，某高校研究生院一位教師擔憂，如果考生因為統一考試而選擇放棄報考的的話，我們是否還有足夠的學生數可以支撐單獨開班？如果不行，這些學生又怎么上課？是編入其他全日制研究生班級嗎？

這位老師的擔心并非空穴來風，至少侯楠就明確表示，如果需要統一考試，自己是不會考慮讀在職的，而且“一般人應該都會這樣想吧”。

值得一提的是，長期以來，國內高校全日制研究生和非全日制研究生的招生指標是不能相互調劑的，但就在不久前，這一政策卻出現了松動。據張立遷介紹，在最近的一次招生政策解讀會上，有關人員表示，在非全日制計劃有余的前提下，報考全日制碩士研究生的考生可以調劑至非全日制碩士研究生。

“通俗地說，如果某位應屆生考研不理想，原來的全日制研究生計劃落空，只要學校還有非全日制研究生的招生名額，他便有機會攻讀非全日制碩士研究生。這是否也是有關部門為應對可能出現的非全日制研究生數量不足所采取的一種措施呢？”張立遷說。

對此，楊海燕覺得即使不存在統一考試，非全日制研究生教育其實也是存在難度的，因為他們必須要經歷兩門社會化統考，這兩門考試就足以刷掉90%想拿學位的人。即使那些通過考試的學生，能寫出符合要求的學位論文者，也只有20%～30%的比例。“別看入門者很多，但自己能走多遠，自己清楚。”

楊海燕坦言，統一考試其實是將考生對非全日制研究生教育的難度的心理感應時間提前了，“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更利于我們對人才的篩選”。

“光看政策，他們可以什么都不做”

對于像楊海燕這樣的一線教師來說，此次《通知》的出臺意味著什么呢？

張立遷并沒有親身教授非全日制研究生的課程，不過他有很多同事在從事這樣的教學管理工作。據他介紹，在《通知》見諸媒體后的那幾天，他朋友圈里的同事反應很是激烈。“老師們感覺好像是要改天換日了似的。”

相比之下，楊海燕卻似乎要淡定很多。

“對于我們這樣的老師來說，最重要的就是教學，而新政策對于教學的要求僅僅是要求全日制與非全日制研究生教育堅持同一標準，保證同等質量。而事實上，我們對于兩種研究生的培養方案一直都是一樣的。”在楊海燕看來，此次政策的改變并不能馬上影響到課堂教學，而真正在課堂上發生變化還需要各學校自己針對政策去落實。

“就像之前提到的，目前非全日制研究生教育基本都是利用節假日，集中幾天的時間上一門課程。在這樣的方式下，學生們沒有預習和課后消化的時間，教學效果很差，以后如果還是這樣的學習方式，我們的培養過程就不會有太大的起色。”她說。

“再者，我們要區別對待非全日制研究生和全日制研究生的研究領域。”楊海燕說，對于前者，應用型內容要更多一些，對于后者的學術思辨性要多強調一些。“這是需要各個學院認真落實的。如果光看政策，學院其實可以什么也不做，無非就是增加一個入學考試，但如果要真的理解政策意圖，就需要在日常培養和課堂教學行為上發生變化。”

對此，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也表示，不能只把“招生關”，而不把“培養關”與“出口關”。

“我國本科生教育與研究生教育都存在要求嚴進，而忽視培養過程與出口的問題，這嚴重影響了高等教育人才培養質量。不解決這一問題，納入統一入學考試，并不能有效提高非全日制研究生培養質量，甚至全日制研究生培養質量也得不到保障。為此，國家應推進高校建立研究生培養質量保障體系，重點落實學校辦學自主權，完善研究生導師制。”熊丙奇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