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多”現象大討論系列報道之一
編者按：
習近平總書記在兩院院士大會上的重要講話提及“項目多、帽子多、牌子多”的現象，反映了當下我國科技體制中存在的突出問題。“三多”現象是如何抑制創新活力釋放的？如何破解科技體制改革中的這些痼疾？如何切實提高創新體系整體效能？圍繞上述問題，本報即日起進行深入討論。
■本報記者 倪思潔
周忠和有三個身份——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科學院院士、中科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所長。這三個身份讓他成為科技體制改革最熱忱的呼吁者和科技體制弊端最直接的體會者。
在這三個身份里，所長的身份讓周忠和切身體會到科研人員心中最大的無奈。
作為所長，他不想讓所里的科研人員疲于奔命地申請項目、申請“帽子”，希望他們能有更多的時間和精力思考科學問題。但是，當研究所被時代的潮流裹挾著前進時，他又不得不放任科研人員為了研究所的生存與發展而隨波逐流。
他常常為此自責：“真是有點‘逼良為娼’。”
于是，他通過前兩個身份，不停地為科技體制改革建言獻策。每年全國兩會，他參與和提交的提案里，一定有一份是和科技體制改革有關的。兩院院士大會上，科技體制改革是他密切關注和呼吁的內容。
今年兩院院士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提到“項目多、帽子多、牌子多”的現象，反映了科技體制中存在的突出問題。在周忠和看來，“三多”現象中“項目多”的問題最為復雜。
“這幾年，國家對科技的投入力度值得贊揚。項目多是國家經濟和科技高速發展帶來的，出發點是好的。”周忠和說。
但周忠和表示，目前科技項目管理和設計還沒有擺脫計劃經濟時代的烙印。比方說，國家對某個領域給了項目支持，有些地方政府為了體現對國家決策的響應和對科技的重視，也跟著布局類似的項目。“這樣必然會浪費國家科研資源，浪費科研人員的時間和精力。”
在周忠和看來，“項目多”之所以成了問題，根本癥結在于項目設計過程中行政干預過多，“許多時候立不立項不是看科研價值和科學規律，而是看領導指示”。由于一些僵硬的規定，項目設計和預算管理的不合理或不充分也是科研人員申請許多項目的苦衷之一。
不僅如此，周忠和認為，項目“多”只是表象。“項目是真的多嗎？‘多’是相對于‘少’而言的，有‘多’必然就會有‘少’。”周忠和說，“項目多”的情況只是集中在政府部門認為是“熱門”的領域，“冷門”領域項目資源緊俏。就基礎研究的投入而言，相較發達國家，總體上我國并不充足。
他告訴《中國科學報》記者，在過去資源有限的情況下，科研的計劃經濟式管理有利于把有限的資源分配到國家最需要的領域，但是，我國科技發展進入新常態后，很多原先的做法已經不能適應中國當前科技發展的需要。“這就好比一個人生了病，醫生當初下了猛藥，初衷是好的，短期見效快，但是副作用太大了。”
“急功近利式的科研躍進，對成果立竿見影的期待，以及科研項目計劃的政治化，已經破壞和透支了學術生態環境，生態修復將是一個緩慢長期的過程。”周忠和說。
他建議，要解決包括“項目多”問題在內的“三多”問題、修復學術生態，科技管理首先要適應科技發展新常態，尊重科研規律，尊重學術共同體。
盡管無奈，在中科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周忠和還是想方設法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把科研人員“解脫”出來。比方說，不把科研人員申請項目的多少和是否有“帽子”作為評價科研人員能力的指標。
“不能把手段變成了目標。”周忠和說，科研成果不是用錢砸出來的，項目多不應該作為科研評價的指標，真正應當評價的是項目成果，“如果以少的經費和項目作出了大成果，那才是真的有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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