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不端行為的危害性再怎么估計也不為過，學風是一個國家的根本，這是社會的最后一塊兒凈土和良知，如果成為敗壞社會空氣的污染源，那就是亡天下。”11月8日，清華大學物理系和高等研究院教授、中科院院士朱邦芬在“中國科學院學部科技倫理研討會”上嚴詞指出。
朱邦芬用兩個“史無前例”描述了當前我國科研誠信的現狀，一是隨著社會整體大環境的急功近利傾向與道德水準滑坡，擁有各種學術頭銜帶來的利益與學術不端行為低風險之間的反差，導致我國科研不端行為的涉及面之廣及嚴重程度史無前例；二是由于國家科技投入大幅增加、互聯網自媒體傳播廣、速度快等特點，人們對科研誠信的關注史無前例。
每個國家都有科研誠信問題，而我國尤為嚴重。朱邦芬指出，這主要表現在，嚴重學術不端的重大典型案例調查很不徹底、懲處力度小；嚴重學術不端如黃禹錫之流在韓國刑滿釋放后在中國仍有市場；虛假同行評審業已危及學術期刊和學術評價的立身之本，然而至今尚未見到國內期刊對此的揭露；許多官員和學術界領袖存在學術誠信問題，國內一流高校炮制了大量真的“假學位”。
近年來，雖然許多高校和研究機構開始重視學術誠信問題，但學術不端行為頻發仍未得到遏制，僅在2018年我國就發生多起“學術大地震”。如何遏制此類事件的頻發和蔓延？
朱邦芬認為，要對嚴重學術不端行為真正做到“零容忍”，首先要區分學術不端行為和學術不當行為。
國際上通常將學術問題分為三類：負責任的科研行為、學術不當行為、學術不端行為。學術不端主要是在計劃、完成或評審科研項目，或是在報告科研成果時，有偽造、篡改、抄襲與剽竊行為，以及欺詐評審等若干新的變種。而學術不當行為則是介于負責任的科研行為與學術不端行為之間的“灰色地帶”，例如：無意的一稿多發、濫用同行評審特權、實施有悖倫理道德實驗等。
“我們國家的很多條例、處理辦法等規定中常把學術不誠信的問題都稱作學術不端，但我們有必要把學術不當與學術不端行為加以區分，否則打擊面太廣，有時反而無法嚴厲打擊真正需要懲處的嚴重學術不端者”，他說，對于嚴重的學術不端行為，要真正做到“零容忍”，尤其是對有“頭銜”的人和影響大的典型案例，而對于學術不當行為，應以教育為主。
其次，應適當淡化名利與“帽子”之間的關聯。“我們現在名與利綁得太緊，一個科研人員拿到了’帽子’，各種好處待遇就接踵而來，有‘帽子’的和沒‘帽子’的待遇差別太大，實際上鼓勵一些人鋌而走險，犯下學術不端錯誤。”朱邦芬認為，目前各部門各種獎勵過多過濫，應合并“同類項”，改進評價體系，不要重復獎勵，讓學術榮譽與個人物質利益適當分離，讓研究人員精力回歸到科學研究。
再者，需要加強處理學術不端事件部門的建設，充實調查處理學術不端的隊伍，高校、研究單位和學術期刊都應有專人負責調查處理學術不端行為事件。朱邦芬說：“我們相關的管理部門和單位學術委員會，有各種條例、細則和規范，然而設有專門處理學術不端行為的機構卻很少，落實不到位，很多事件揭露出來后，沒有認真調查研究就推給下屬單位處理，這樣往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最后不能給出一個恰當的處理意見。”
最后，他還提到，研究人員，特別是青年學者和學生，要加強科研誠信和學術規范的學習和教育，減少由于不懂學術規范而引起的科研不當行為。
“千萬不要低估學術不端行為的嚴重危害性！守住社會道德倫理的最后底線。”朱邦芬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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