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時至今日，科技的影響力已滲透到社會的各個角落，科學精神也不僅限于科學研究中的求真務實，還體現為對社會熱點問題的科學求索、對于民生問題的關切關注。

從推動重大工程科學決策民主化，到借助科技的力量減少天災人禍對民眾的傷害，再到助推畸形發展的奧數等不正常的社會現象成為輿論關注的焦點……《中國科學報》始終“以科學的眼光看社會”，為關乎國計民生的重大問題提供科學、有效且充滿溫度的建言，并記錄下科學家們在社會熱點問題中求真、求實的身影。

■本報記者 王方

時隔30余年，《中國科學報》前副總編輯黃安文還記得1986年4月~8月期間，這份以科學報道為使命的報紙上，為其刊發的三峽工程系列報道撰寫的編者按。

集思廣益、從諫如流，8篇文章在國內外引起很大反響，為推進三峽工程科學決策民主化進程，調動和發揮科學家在國家建設中咨詢、參謀作用產生了積極效果。正如時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孫鴻烈接受本報采訪時所說：“主動、積極”“帶了個好頭”。

一場預先的討論從生態開始

1986年6月2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下發《關于長江三峽工程論證有關問題的通知》，作出了對三峽工程可行性進行重新論證的決定。

這份通知要求廣泛組織各方面的專家，包括有不同觀點的專家，充分發揚技術民主，深入研究論證，得出有科學根據的結論，重新提出可行性研究報告。

《通知》下發兩個月前，4月26日本報頭版頭條便刊發了第一篇三峽工程討論文章。

隨后，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侯學煜在本報發表題為《三峽工程要考慮生態環境和資源問題》的文章。

他明確提出：三峽水壩是一個改變長江水狀況的偉大工程，必然會引起整個流域的生態、環境和資源等一系列問題的連鎖反應。因此，為了合理利用“四化”的資金以及考慮子孫后代的禍福，我們必須保持科學態度，決不可再說什么“沒有影響”“影響不大”等類結論了，也決不可重復過去那樣“先行動、后結論”的經驗教訓了。

當年啟動的三峽工程論證分14個專家組進行，其中一個就是“生態和環境”。侯學煜是該組顧問，但1988年他最終沒有在自己參加編寫的分報告上簽字。

多方響應 只為科學發聲

接下來，從不同視角科學討論三峽工程的文章陸續刊登于本報。

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資深院士潘家錚曾說，參與三峽工程論證的400多位專家“都是國內甚或國際上享有盛名的科學家，具有強烈的責任心和榮譽感。他們只尊重事實和真理，不受人左右”。

這樣的責任心和榮譽感、尊重事實和真理，同樣屬于在本報發聲的專家學者。在黃安文看來，本報為科學家提供了一個平臺。他們為三峽工程提出科學意見和建議，爭論定性在學術和業務的范疇。

侯學煜說過：“一個人可以說錯話，但不可以說假話。我說的是真心話。”“有看法就要講，要對國家負責，對子孫后代負責。”

侯學煜的學生、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員蔣高明這樣理解——科學不怕爭議，甚至不怕走過彎路，但不能知錯就錯，也不能為個人或少數集團的私利所裹挾，以至于損害了民族、公共利益。

“他當年的判斷是有科學依據的，也是可以預料的。他是一個正直、正義的人，違心地說話他是不愿意的。幾十年過去了，他堅持科學的精神還應繼續。”蔣高明說。

“帶了好頭” 尚未結束

其間，除了為科學家開放專業探討的通道，本報也組織記者采訪，以期關于三峽工程的一些討論得到公開、科學的解答。第一位采訪對象正是潘家錚。

1986年8月2日本報又刊登了一篇時任中科院副院長孫鴻烈的答記者問——《科技界應充分開展學術爭鳴》。

孫鴻烈認為本報開展三峽工程討論很有必要。通過討論，可以吸引科技人員關注國家重大建設問題，促進科技界更好地面向經濟建設。討論所提出的意見和建議，也會引起經濟建設部門的重視，更好地依靠科技界。

作為三峽工程討論的結束，這篇報道的作者黃安文寫道：“三峽工程討論后，本報還將繼續開展有關的學術討論”。孫鴻烈評價“帶了個好頭”。

其實，對三峽工程的關注并未“結束”。

如2011年5月18日國務院常務會議指出，三峽工程在發揮巨大綜合效益的同時，在移民安穩致富、生態環境保護、地質災害防治等方面還存在一些亟須解決的問題，對長江中下游航運、灌溉、供水等也產生了一定影響。

為此，科學網推出《三峽工程利弊之爭》新聞專題，《中國科學報》（時稱《科學時報》）刊發《八院士解讀三峽那些事兒》。

“必須保持科學態度”是以侯學煜為代表的科學家始終如一的擔當，也是中國科學報社的擔當。秉承著科學立場，積極開展學術討論，對于三峽工程的關注誠然“帶了個好頭”，而且尚未結束。

不是工程的“工程”

當下，另一場關于“工程”的討論引發極大關注，即“天河工程”。這源起于2018年11月22日，科學網微信公眾號首發《氣象學家實名批“天河工程”不顧質疑倉促上馬》一文。

時間追溯至更早一些。11月5日新華社報道，“我國目前已正式啟動‘天河工程’衛星和火箭工程研制。”中國科學報社值班副總編輯在看到這條消息時，以其科學的立場、敏銳的眼光，察覺到一絲“不對勁”。

當天晚上，他帶領編輯部以自身的科學判斷為“天河工程”做了預設——在科學上不太可能實現。兩小時內，記者甘曉就接到了任務：為一個科學問題反復求證。

不打無準備之仗。甘曉首先查閱了關于“天河工程”的相關材料和公開報道，隨后約訪第一位專家、第二位專家……“就希望把問題弄明白、做扎實。”甘曉說。

半個月的時間，找了7位專家，其中有3位院士。一位資深院士雖然不具名，但十分關心這一話題，幾次三番地打電話給甘曉，希望通過《中國科學報》媒體平臺推動對“天河工程”可行性的討論。

“科學家對《中國科學報》給予了信任和厚望。”甘曉感受到。

另一個讓她特別受鼓舞的細節是：在中國科學院院士吳國雄答應接受采訪時，發送的短信中有一句“我們要為納稅人的錢負責”。“作為科學家，要為國家全局負責”，是他所要表達的。

科學決策要回歸科學本身。“一個科學理論提出來最終有成功的、也有失敗的，這是科學發展的過程。一旦科學理論要從科學到工程實踐，就必須謹慎對待。”吳國雄說，就像33年前三峽工程科學論證那樣。

專家點評

重大工程論證的“賽先生”與“德先生”

■包存寬（復旦大學教授）

科學研究應是無禁區的，但科研無禁區并不意味著缺乏充分、科學論證就“匆忙上馬”，重大工程的決策更由不得“拍腦袋”，需要充分論證和慎重考慮。

從五四運動以來，我們一直推崇的“賽先生”“德先生”，正是重大工程論證與決策的堅實基礎。

重大工程決策的科學論證要順應規律，既有自然規律，也有社會發展規律。無論是哪個規律，重大工程涉及的都不僅僅是單一學科或專業，所以需要綜合論證。科學研究無疑是充分論證的基礎和前提。而綜合論證中還包括利益、成本、風險、代價的權衡。正所謂“兩利相權取其重，兩害相權取其輕”。

在重大工程決策中，也不能“一言堂”。民主決策既包括政府和民眾有效溝通層面，也包括領導班子集體討論層面。這是一個集思廣益的民主化過程，其中涉及到分析協商模型。沒有科學且專業分析的民主，其實是盲目的“民主”。反過來，僅有分析而無協商，也難以達成共識，不利于工程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