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7日國家統計局發布的2016年中國創新指數測算結果顯示，2016年，我國基礎研究投入再創新高，占研發總投入的5.2%，達到近10年來的最高水平。
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歷史方位下，我國基礎研究的發展有哪些新趨勢？作為我國支持基礎研究的主渠道，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的資助格局將發生哪些變化？
為此，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以下簡稱“基金委”）主任楊衛院士接受《中國科學報》記者專訪。楊衛指出，新時代的中國基礎研究和應用基礎研究都具有強勁的發展勢頭，有望成為醞釀顛覆性技術的搖籃。“如果沒有基礎研究強國，就不能建成科技強國，更不能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邁上新階梯
十九大報告強調要“加快建設創新型國家”。根據世界經合組織（OECD）的分類，創新分為不同層次，包括效率式創新、開發式創新、高新技術式創新、顛覆式創新等，也被學者們稱為“創新階梯”。
借用這一概念，楊衛回顧了中國基礎研究和創新驅動發展的歷史。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啟動之初，主要依靠精細管理創新提高生產效率。隨后，通過對技術引進消化再創新的過程，實現開發式創新。“例如，我國水電站發電機組、核能反應堆、高鐵等技術都曾經歷了引進技術再創新的過程。”他表示，“但這一過程的初心并不在于產生新技術。”
同時，以上述兩種創新方式為主的經濟發展階段對基礎研究的需求并不迫切，因而當時中國基礎研究與產業升級嚴重脫節。
在楊衛看來，新時代要建立現代化經濟體系，就必須依賴更高層次的創新。高新技術式創新指的是突破關鍵技術進而產生新技術。“然而這種新技術產生并不建立在新知識的基礎上。”他說。最后到了顛覆式創新階段，基礎研究產生新思想、貢獻新知識，帶動新技術產生、集成規模效益、占領市場。
當前，中國基礎研究正在邁向高新技術式創新和顛覆式創新的新臺階。“國家經濟發展對顛覆性技術的巨大需求，使基礎研究正從發揮‘重要作用’到‘決定性作用’邁進。”楊衛說。
產自交叉學科
顛覆性技術，作為十九大報告中的熱詞得到了科技界的廣泛關注。顛覆性技術在哪里產生、科學基金如何才能發揮推動作用等問題，引發了楊衛的慎重思考。
普遍認為，顛覆性技術多在學科交叉之地產生，但學科交叉卻并不一定導致顛覆性技術。數據統計顯示，盡管中國在交叉學科發表論文數量上已經超越美國，但論文影響力相對不足。“顛覆性技術并非由學科簡單拼合，也不是‘鉆學科縫兒’式的交叉。”楊衛指出，“必須依靠學科間的有機結合。”
這對科學基金合理布局提出了新要求。楊衛看到，科學基金支持交叉學科在評審方面面臨三個難點。第一，交叉學科申請容易遭遇“遠親排斥”問題，評審專家可能會對不熟悉的研究領域有意無意地打中等分數甚至低分。第二，難以找到合適的專家對交叉學科申請進行評審。第三，交叉學科申請良莠不齊，保證申請質量具有一定難度。
楊衛向《中國科學報》記者透露，基金委正在針對可能產生顛覆性技術的交叉學科制定專門的資助辦法。“可能會通過成立新的部門、提高交叉學科申請通過率等方式解決難題。”
實現“三個并行”目標
基礎研究已成為各主要科技強國的必爭之地。面對正在變化的基礎研究，基金委制定了“三個并行”的目標——2020年達到總量并行，即學術產出和資源投入總體量與科技發達國家相當；2030年達到貢獻并行，即力爭中國科學家為世界科學發展做出可與諸科技強國相媲美的眾多里程碑式貢獻；2050年達到源頭并行，即對世界科學發展有重大原創貢獻。
當前，我國在一些領域已經實現了“總量并行”。例如，我國材料領域的學術產出率和學術影響力已位居世界首位。“我們研究大家都能做、但我們比別人做得好一點的‘低門檻材料’，實現了總量并行。”楊衛指出。但在諸如航空發動機等一些需要長年攻堅的科學問題上還缺乏突破，“貢獻并行”仍在征途中，需要科學家們堅持不懈地努力。
楊衛注意到，十九大報告同時提及了“基礎研究”與“應用基礎研究”。“純基礎研究偏重于自由探索，應用基礎研究則面向引領產業發展。”目前科學基金的資助格局同時強調了兩類基礎研究的重要性，資助純基礎研究和應用基礎研究的比例大致為3比7。
“科學基金將按照‘聚力前瞻部署、聚力科學突破、聚力精準管理’的戰略導向，推進我國基礎研究逐步實現與科技發達國家的‘三個并行’。”楊衛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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