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的蓬勃和科研投入的增長，吸引著德國促進與中國的科研合作。近年來，兩國在合作方面的努力也讓科技合作成為兩國外交中的一大亮點。

中德科技合作有何特質？如何理性借鑒德國在連接科研與產業方面的經驗？中德科技合作中面臨著哪些機遇和挑戰？針對此類問題，《中國科學報》專訪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駐德國大使館科技處公使銜參贊尹軍先生。

科技合作：“最大特點是‘實’”

《中國科學報》：中德科技合作已經成為我國開展國際科技合作的重要組成部分，2014年中德兩國政府發表《中德合作行動綱要：共塑創新》，2015年共同舉辦“中德創新合作年”。中德科技合作發展較好的內在原因是什么？

尹軍：合作是雙方的，決定合作程度的因素一是意愿，二是資源。首先，中德合作是“兩頭熱”，雙方都很重視。其次，中德科技合作是“真合作”，政府為合作交流提供了強有力的資金支持，這是合作能切實開展的重要原因。與此同時，德國科研方面的組織性比較強、機構分工明確，為合作的開展提供了便利。

《中國科學報》：中德科技合作的領域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

尹軍：中德科技合作總得來說比較全面，重點集中在環境科學、材料科學、信息科學、空間科學等方面。

中國科技部與德國聯邦教育與研究部在半導體照明技術、電動汽車和氣候保護、“清潔水”創新中心、未來城市建設等方面聯合發表了多個合作意向聲明，與德國聯邦交通和數字基礎設施部還簽署了《關于在創新驅動技術和相關基礎設施領域深化拓展合作的聯合聲明》。

2014年10月發布的《中德合作行動綱要》指出，雙方將在水和污水處理技術、環保科技、可再生能源、光電子和光學技術、極地與海洋研究、生命科學等重點領域開展合作。

隨著時間變化，兩國科技合作的側重點也有變化。從現在看，信息技術同樣重要，德國提出了“工業4.0”，我國提出了“中國制造2025”，雙方對信息科學方面的合作興趣都很大。

《中國科學報》：中德科技合作有哪些特質？

尹軍：中德科技合作的最大特點是“實”。“實”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首先，合作涉及的領域寬、機構多、時間長，例如中國科學院與德國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我國基金委和德國科學基金會（DFG）等都建有長期的合作伙伴關系。其次，科技合作面向實際市場，除基礎研究領域，中德雙方在應用研究、示范方面都有具體合作。第三，合作投入多，在官方投入方面，過去德國投入較多，現在我國的投入也越來越多，基本上實現了投入的對等。

產業發展：理性借鑒經驗

《中國科學報》：目前，我國正在大力促進科技成果轉化，德國在聯合科研與產業界方面的經驗，是否有值得中國借鑒之處？

尹軍：成果轉化是全世界都面臨的問題。德國在成果轉化方面做得比較好，但也存在問題。

德國較早意識到了成果轉化的問題，并試圖解決問題。他們成立的弗朗霍夫研究所，就是一個把科研與應用“兩張皮”結合起來的機構，在課題設置時就有工業界的參與并結合工業的需求，這對國內促進科技成果轉化的實踐具有參考價值。

在國內推動科技成果轉化時需要注意到，成果轉化是社會系統性的問題，轉化能否成功是由市場決定的。

《中國科學報》：就您了解，德國“工業4.0”計劃實施情況如何？與我國的“中國制造2025”計劃是否有所交叉？

尹軍：在國內，德國“工業4.0”的概念被神話了。“工業4.0”的牌子打得響，但究竟“工業4.0”是什么意思，我們知道得很少。

在調研考察的過程中，我發現，德國“工業4.0”是一個在完善的過程，沒有非常嚴格的定義，大致是要通過提升數字化、標準化、網絡化的水平，提高制造質量、降低成本，使商品具有競爭力。從某種意義上看，德國是想追趕美國，因為包括德國在內的歐洲國家，在信息化的過程中是相對落后的。因此，“工業4.0”對于德國來說非常有意義的，給德國產業界指明了一個方向。

中國對與德國“工業4.0”開展合作方面很感興趣，因為這也有助于我們進行產業結構調整，并提高生產率。“中國制造2025”在目標上與德國“工業4.0”大同小異，因為這是全世界產業的發展方向。

相較而言，我國政府更加負責，這將有助于推動“中國制造2025”的實施。德國“工業4.0”中，政府只是指導，公司自己投入，如果沒有利益或效益，公司就不會投入，也就談不上4.0的實現。我們考慮的問題則更多，不僅僅要考慮生產成本，更要考慮社會成本。

管理差異：“聆聽不同的聲音”

《中國科學報》：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科技管理體系，這方面的差異是否為中德科技合作帶來過阻力？

尹軍：差異肯定存在，體制僅僅是差異的一個方面。差異的存在是永恒的，但差異并不一定是合作的阻力，關鍵還是要切實開展合作。合作中出現問題也是正常的，出現問題就解決問題。開展國際的交流合作，聆聽不同的聲音才有意義。

《中國科學報》：德國教研部為促進中德合作，實施了“中國戰略2015—2020”的計劃，該計劃提出，德國將通過一系列措施增進對中國的理解，同時也提及我國“極其復雜的職責分工、政府決策層面的低透明度、有時難以獲取的信息或提供的信息不夠充分等”可能會為合作帶來風險。在您看來，要促進中德科技層面的理解與合作，我們該怎么做？

尹軍：“中國戰略2015—2020”計劃最有意義的一點是這項計劃的提出，這說明德國重視與中國的合作。這一計劃對于增進理解具有積極意義，但關鍵還要看實施情況。

目前，我認為中德雙方彼此的了解還不夠。雙方對對方社會的初步印象和理解還有偏差，需要雙方更多的交流，特別是年輕人的交流。目前，中德雙方正在討論想組織一個雙方的青年學者“雙創”交流，促進創新創業的交流。

“中國戰略2015—2020”計劃的制定者，從他們過去與中國交流感受出發，反映了合作交流的挑戰和風險。中國也在不斷改進。但實際上，類似的問題不僅僅在中國存在，我們關鍵要做的是在遇到問題時解決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