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年，國際醫學科學院組織主席德特烈夫·甘騰教授（Detlev Ganten）將和他太太度過“金婚”之年。50年來，甘騰的太太見證了甘騰從蒂賓根大學碩士生到分子醫學頂尖科學家的每一步。

談到自己的妻子時，甘騰帶著含蓄的甜蜜與驕傲：“我太太非常擅長實驗室的技術性工作，我希望我能做得像她一樣好。沒有她的幫助，我不可能寫得出那么多論文。”

或許正是感慨于妻子的優異，甘騰一直注重為女科學家鼓與呼。10月初，為了凸顯女性的重要地位，作為國際健康峰會主席的甘騰，特意把女性賦權議題放在了峰會的壓軸位置。

在德國，為女科學家權益鼓與呼的不只是甘騰。作為歐盟的大國之一，德國近年來逐漸意識到自身在性別平等工作上的不足，女科學家社會地位問題日益受到重視。

德國在歐盟“墊底”

今年諾貝爾醫學與生理學獎發布時，甘騰在柏林組織了一場“觀獎會”，并邀請生命科學領域的德國知名研究院所負責人參會。遺憾的是，到場的科學家中幾乎沒有女性。

“在德國，女性科學家被賦予了重要地位，特別是在醫藥領域，工作人員的性別比例對半，甚至女性人數更多，但是，在教授、所長等領導層仍以男性居多。”甘騰告訴《中國科學報》記者。

這是大多數國家都存在的現象，但是從整個歐盟的發展情況來看，德國做得還不盡如人意。今年德國聯合科學大會（GWK）的“2016監測報告”指出，德國女性科學家在大學、公立科研機構和企業中的比例，是歐盟中墊底的幾個國家之一。

根據2015年的歐盟“她指數”（She Figures）報告，2012年，德國女科學家比例為26.8%，位列歐盟國家倒數第四位，低于歐盟28國平均值33%，遠低于拉脫維亞共和國女科學家比例（52.8%）。報告指出，德國雖然在2012年研發投入位列歐盟第二，但女科學家的比例卻是最低的。

愛思唯爾統計出的“性別地圖”報告對德國女科學家比例也表現得不那么樂觀：“在資深科研人員（從發表第一篇論文至今已10年者）里，女性科研人員的占比從2010年至2014年期間數據基本沒有發生變化。”

在10月底召開的一次德國聯邦議會聽證會上，與會專家們不得不承認，近年來德國在科學界性別平等方面取得了成果，但進展緩慢。

“為了讓更多女性進入科研界，有必要在日常生活中持續地給予女性鼓勵。”聯邦議會聽證會上，德國哥廷根大學校長吳志學（Ulrike Beisiegel）如是說。

特殊政策支持學術生涯

2015年，在德國索菲婭獎的支持下，中國科學家莊曉瑩在漢諾威萊布尼茨大學成立了一支研究團隊，著手研發新型納米復合材料及其在土木工程中的應用。

作為一名女性科學家，莊曉瑩對“女科學家需要怎樣的支持”有著切身體會。“社會、家庭和工作是一個整體，要解決女科學家社會地位的問題，需要考慮各種因素，除了職業上的支持外，社會支持同樣重要。”莊曉瑩告訴記者。

為幫助女性科學家節約科研時間，德國不少科研院所設立了托兒所或幼兒園，漢諾威萊布尼茨大學就是其中之一，這讓作為母親的莊曉瑩省了不少心。

還有一些由企業或個人支持的基金會，為女性科學家設立社會支持獎項，給優秀的女性科學家個人提供生活上的資金支持。很多德國科研機構在招聘時也會特意強調本機構對女性科學家的鼓勵和支持。

“如果女性想生孩子或更多地投入家庭，或者如果他們的丈夫無法承擔更多的家庭責任，女性的學術生涯很可能會受到影響。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德國從政策層面做了很多努力。”甘騰說。

例如，德國科學基金聯合會資助了名為“雙職位”（Dual Career）的戰略，要求大學和科研機構協助新進學者的配偶尋找工作。根據德國雙職位網絡（DCND）統計，德國已經有將近40所大學成立了“雙職位服務中心”。

同時，在基金申請方面，德國還放寬了對女性科學家的年齡限制，女科學家如果可以提供相關證明，便可申請年齡上的適度寬限。

要不要保障性配額

然而，并非所有“特別政策”都受到女科學家的歡迎。

2015年3月，繼挪威、意大利、法國、西班牙等國之后，德國引進了“婦女保障配額”法案。在這項法案的強制約束下，從2016年開始，德國100強或上市公司的非執行董事會中30%的席位必須是女性。

如今，德國正在討論是否要將這樣的保障性配額（Quota）政策拓展到其他社會領域�？茖W界也在這一問題上爭執不下。

“這樣的強制辦法，有助于打破現下的男權社會網絡，讓女性在決策層中有更充分的發言權。”甘騰告訴記者。

不過，這樣的配額政策似乎并沒有討得一些女性精英的“歡心”，也讓一些機構顯得被動。

在德國議會聽證會上，德國科學基金會（DFG）主席施佩德（Peter Strohschneider）認為，并不需要通過強制性制裁來達到性別平等的政治目的，“性別平等的最終目的是獲得最好的科研，而非其他”。

“配額會有損女性尊嚴，因為人們會將在頂端職位的女性低估為‘象征性的女性’，認為她們僅僅象征著一個統計數據而已。這是一種污名，這種污名是無法用女性自身的優異來抵擋的。”諾獎生理學或醫學獎得主穆斯累（Christiane Nüsslein-Volhard）在一篇短文中對配額制度如是批判。

在穆斯累看來，由于配額的存在，女性需要承擔更多的壓力，而且女性員工還會因此受到聲譽上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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