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宿白先生弟子、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院長杭侃今天上午在朋友圈公告：中國考古學泰斗、北京大學資深教授宿白先生今天早晨6時05分在北醫三院病逝，享年96歲。
宿白先生素描
宿白，1922年出生于遼寧沈陽，1944年畢業于北京大學史學系。他是中國佛教考古和新中國考古教育的開創者，曾任北大考古系第一任系主任。作為歷史考古學上集大成者，宿白在宗教考古、建筑考古、印刷考古和版本學等領域的造詣為學界所公認，著有《白沙宋墓》《藏傳佛教寺院考古》《中國石窟寺研究》等著作，2016年獲得首屆中國考古學會終身成就獎。
青年宿白
1940年,懷揣著對歷史的興趣，宿白先生進入北京大學歷史系求學，并在畢業后進入北大文科研究所考古組攻讀研究生。那時，北大文史哲領域大師云集，宿白先生不僅研修專業課，還經常旁聽外系的課程。他聽歷史系的馮承鈞先生講中西交通、南海交通和中亞民族，聽中文系孫作云先生講中國古代神話、容庚先生講卜辭研究與金石學，聽哲學系湯用彤先生講佛教史、魏晉玄學。宿白先生的學生、曾任故宮博物院院長的張忠培先生贊嘆宿白先生是“一個百科全書式的人物”，能將各個領域的知識融會貫通。這種博觀約取、兼收并蓄的治學理念，為宿白先生日后的考古科研工作奠定了堅實基礎。
1950年起，宿白先生開始進行田野調查與發掘工作。1951年至1952年，他主持了河南禹縣白沙鎮北三座宋墓的發掘，并于1957年出版《白沙宋墓》報告。當時歷史考古學尚處草創時期，考古學家在撰寫發掘報告時大都限于對墓葬形制、出土遺物進行記錄，卻很少深入討論相關的重要歷史現象、歷史問題。宿白先生憑借自己深厚的文獻功底，查閱大量歷史文獻，與一手考古資料相結合，對墓葬的年代、墓主人社會地位、宋代河南家族墓地中流行貫魚葬的習俗等深入分析，生動刻畫了宋人的社會圖景。盡管已出版70年，《白沙宋墓》至今仍在學界頗具影響。
1962年，宿白先生在敦煌莫高窟
在研究生階段學習過版本目錄學的宿白先生，對古籍版本目錄也有著極深的造詣，他所著《唐宋時期的雕版印刷》和《漢文佛教目錄》都是該領域經典著作。1947年，宿白先生在整理北大圖書館善本書籍時，從繆荃孫抄《永樂大典》殘本《順天府志》中，發現《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一文，這是云岡石窟研究史上尚不為人知的文獻。他據此寫作《校注》一文，由此開啟了他的石窟寺研究，這也是宿白先生佛教考古的發軔之作。
宿白先生家有四個房間，三間是書房，當初在夫人極力爭取之下，臥室才幸免被書占領。晚年不再授課，宿白把畢生藏書捐贈給了北大圖書館，第一階段就整理裝運圖書一萬多冊，金石拓本一百多種。
宿白先生的學生李志榮說，先生在北京求學期間，幾乎所有時間都是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度過的。“先生覺得他一輩子如果還有一點成績的話，那是北京大學圖書館給他的。”
2001年，宿白先生在家中書房
無論什么場合，面對什么樣的人，宿白先生從來都是同等對待。在他的學生、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院長杭侃教授看來，宿白先生只是“在盡一個學者的本分”。在學術研究領域更是如此，只要沒有足夠的材料能說服他，宿白先生就不會輕易改變自己的觀點。
1938至1945年八年間，京都大學的學者水野清一、長廣敏雄自間對云岡石窟進行了全面調查，其研究成果《云岡石窟——公元五世紀中國北部佛教石窟寺院的考古學調查報告》，代表了當時日本學者對云岡石窟的最高研究水平。但宿白先生卻結合文獻與考古實際，質疑日本學者的云岡分期方法論，于1978年在《考古學報》發表《云岡石窟分期試論》一文，系統論述自己的觀點。
作為日本佛教考古研究的權威，長廣敏雄自然并不信服宿白先生的觀點，他先后兩次撰文，激烈反駁了宿白先生的研究，甚至對先生所用文獻的真實性提出質疑。1982年，宿白發文答復了日本學者的質疑，并論證了所用文獻的真實性。最終，長廣敏雄于1990年在《中國石窟》叢書《云岡石窟（二）》（日文版）中《云岡石窟第9、10雙窟的特征》，在其中一個“注”中終于承認：“從文獻學角度出發，宿白教授的推論當無誤，因而分期論也是符合邏輯的。”
這場宿白先生與日本學者的論爭，最終確立了中國歷史考古學家所創立的中國石窟寺考古學的學術地位，宿白先生也被公認為中國佛教考古的開創者。
1962年，宿白先生在敦煌莫高窟
正如杭侃所說，這種“霸氣”主要來源于宿白先生作為一名學者的堅守，而在生活中，他實則是個十分謙和的人。面對虛心求教的讀者來信，宿白先生總愿意抽出時間逐一回復；面對自己的學術成就，他也總以發展的眼光看待，他相信自己的判斷也不可能永遠正確，因為“只要新材料不斷涌現，考古發現的改變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對文物保護事業，宿白先生充滿溫情關懷。作為國家文物委員會委員，他多次為文物保護建言獻策。
2009年，宿白先生得知，因修建一座水電站，西藏芒康縣的鹽井鹽田可能被淹沒。已是米壽之年的他立刻向時任國家文物局局長單霽翔寫了一封言辭懇切的長信，對當地文物保護提出可行性建議，最終這座茶馬古道上的千年鹽田風景得以延續。
2017年8月3日，宿白先生95歲生日
1983年，北京大學考古系建立，宿白先生被任命為第一任系主任，先生將自己的一生都奉獻給了北大考古教育的發展。宿白先生的學生們都知道，聽先生講課是件很累的事。他的授課內容豐富、邏輯極強，沒有為了課堂效果而加的段子與故事，全是滿滿的“干貨”。宿白先生要求研究生必須手抄《漢文佛經目錄》，在過程中發現問題，隨時與他在課堂中進行探討。杭侃教授回憶道：“對研究生而言，先生一貫的理念是，你必須得問。”
宿白先生對學生的要求嚴格是出了名的。先生1979級的碩士研究生、著名考古學家安家瑤對跟隨宿白先生進行石窟調查的經歷印象深刻，她至今都記得跟隨先生“天天都要寫記錄、畫圖，老師還要把記錄收上去批改，連字寫得不端正都批評。”
被譽為“敦煌女兒”的樊錦詩，正是參加宿白先生帶領的田野實習時第一次來到莫高窟。她說：“我來敦煌就是運用老師傳授的知識，完成老師交代的任務”。2006年，在敦煌工作了四十余載的樊錦詩終于完成了敦煌石窟考古報告第一卷初稿，趕忙送給老師過目，但宿白先生卻不滿意。經過反復幾次修改后，這本報告直到2011年才最終出版。
1995年，宿白先生在新疆天池
宿白的“要求”不單在專業學習和研究中，在生活細節上，他也經常“管閑事”。在弟子心中，跟宿白學知識，學方法，也學如何生活，如何做人。
“他就像一個家長。”安家瑤這樣評價老師宿白，“學習他要管，日常習慣也要管。先生嚴格要求我們，自己也身體力行。”她說，出去實習，宿白和學生們一樣到食堂打飯，從不開小灶。有人想請發掘隊吃飯，他也極少答應，在他看來，考古發掘是腳踏實地的工作，不是吃吃喝喝拉關系。
“對于發掘地的規章制度，宿白嚴格遵守。”安家瑤講了這樣一件往事：他們在敦煌實習時，住在研究所宿舍，吃飯在職工食堂。當時，實習隊里有一個叫菅谷文則的日本留學生，按照規定，所里的宿舍和食堂不向外國人開放，他只好住到敦煌縣城，吃飯也只能在外邊的小店解決。當時，如果宿白動用自己的影響力，完全可以為他走走后門，但他說規定就是規定，不能因為是自己的學生就破壞。
宿白先生肖像（孔穎繪）
2004年，教學育人五十載的宿白先生因身體原因不再繼續授課，但他依舊關心著北大和北大學子的發展。
2010年，宿白先生將自己的全部藏書捐贈給北京大學圖書館，總數逾萬冊，其中不乏珍稀的線裝書、金石拓本。這些書籍如今被收藏在北大圖書館“宿白贈書室”，供北大師生借閱，這是宿白先生留給北大的一筆寶貴財富。
2010年，宿白先生在龍門石窟擂鼓臺考古報告修訂會上
2017年4月29日，北京大學賽克勒考古與藝術博物館迎來了一位特殊的參觀者——被譽為“中國考古學泰斗”和新中國考古人才重要培育者的宿白先生。95歲高齡的宿白先生腿腳行動不便，已有多年未在公開場合露面。此行回訪母校，宿白先生不為見故人、尋故景，而是為了一睹賽克勒博物館新近陳列的“山西高平開化寺壁畫展”。
“只要有考古新發現、新材料，無論多忙、多遠，先生一定會親自前往調研。”杭侃師從宿白先生多年，提起先生時總是發自內心的敬意。他說宿白先生一生淡薄名利、潛心治學，是一位真正的學者。一如宿白先生喜愛的藏族薩迦格言：“山間的小溪總是吵鬧，浩瀚的大海從不喧囂。”
2017年，宿白先生在藍旗營
宿白先生做了一輩子考古，自己從不搞收藏。他曾說，自己的工作沒什么特別的。身處考古這一“寂寞”的行業，宿白始終平靜而淡然，專注學問，不事浮華。作為中國考古學的泰斗，他留下了不少重要考古發現與考古著作，并且桃李滿天。而在他看來，自己“就是個北大的教書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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