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與學術會議，是科學家從事科研工作的一項不可或缺的內容。好的學術會議，可以產出新的研究方向，甚至誕生一個新的學科。它也因此被稱為創新的“發源地”。
“然而，只有充分的討論，學術會議才能達到應有的效果，科學家才會更有收獲。”中科院院士蔣華良在接受《中國科學報》記者采訪時表示。
戈登研究會議的啟示
2017年9月，中國科學院學部創辦了高端國際學術論壇——“雁棲湖會議”。首屆論壇的主題是“微生物海洋學——陸海統籌論碳匯”。
整整4天的時間里，國內外50位頂級科學家和青年學者分享了自己的研究課題，并進行了自由、深入的交流。這些交流的成果直接為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IPCC）海洋報告寫作研討提供了有力支撐。
領銜此次論壇的是中科院院士焦念志。焦念志醞釀這樣一個論壇已經很久了，他最初的構想來自美國戈登研究會議。
戈登研究會議始于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如今，它在學術界享有極高聲譽，經久不衰。最重要的原因是它真正為科學家提供了一個可以激發學術新思想的交流環境。焦念志對幾次親身參與戈登研究會議的印象非常深刻。
他記得，其中一次會議的地址選在了一個連空調都沒有的中學校園。整整一周，不管是大師級科學家，還是年輕的博士、博士后，都一起住進學校宿舍樓。學校周圍環境優美，除了每天固定時間的主題報告，其余大部分時間，科學家們都可以不受拘束地自由活動、討論、思考。
中科院院士褚君浩也表示，戈登研究會議并不推崇總結現狀和成果的復述，而是鼓勵參會者走到科學前沿去，哪怕一些想法尚未成熟。在他看來，這種開放和有啟發性的交流平臺才是創新的發源地。
焦念志的目標，就是希望雁棲湖會議成為這樣一個發源地。
報告多、討論少
目前，國內學術會議的普遍氛圍與焦念志所期待的仍有差距。
蔣華良告訴《中國科學報》記者，中國的正式學術會議上，報告多、討論少，提問環節草草了事。
“好多國內會議，仿佛只有請來更多‘大牌’專家作報告才算有影響力。于是，會議安排報告的科學家越多越好，不管他們是不是像走過場一樣。”
蔣華良表示，“事實上，很多年輕的正處于上升期的科學家，對前沿領域的掌握反而更有優勢。因此，沒必要一味追逐那些所謂的‘諾獎’得主、學術明星。”
而褚君浩的切身感受是，科學家在大量學術會議上所做的主要是展示成果、互通信息。“這種報告本質上是封閉的，每個科學家都是講自己的研究，偶爾發表一些領域內的觀點，嚴重缺乏不同學科間的相互碰撞。”
此外，根據蔣華良的觀察，除了國內一些水平較高的大學外，大多數高校的學生在參加學術會議時主動參與提問交流很少。
“一方面是因為中國人性格比較內向，另一方面語言也有些障礙。面對大科學家時，往往害怕自己的問題太‘淺’、太‘蠢’，不敢舉手。”蔣華良也坦言，這“可能是亞洲學生的通病”。
回歸對科學問題的思考和交流
不過，到目前為止，盡管數量不多，國內還是出現了一些具有良好學術氛圍的會議、論壇。蔣華良提到，香山會議就是最好的代表。“這個會議以討論為主，報告只是起到引導性作用。”他告訴《中國科學報》記者，“香山會議的模式非常值得推廣。”
此外，上海東方科技論壇、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重大研究計劃年度學術交流會等，學術討論都非常熱烈，已經具備了優秀學術會議的特征。
褚君浩也認為，國內學術會議應該更多樣化，鼓勵那些小規模的、樸素的、能回歸到思考和交流科學問題的會議模式。
而在他看來，要讓這種會議模式有發展的空間，讓更多科學家愿意坐下來盡情討論，重要的客觀條件“就是讓科學家從各種功利性的工作任務中解脫出來，讓他們把大多數精力用在思考問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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