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2日，由中國計算機學會（CCF）主辦的2020中國計算機大會（CNCC2020）在北京開幕。

在當天下午舉行的首屆CCF 2020 CTO高峰論壇上，中國工程院院士、CCF名譽理事長李國杰以“擔起振興‘產業技術’的重任”為題通過視頻方式發表了主題演講。

他指出，做科研要關注最終目標，具體一點是“為國分憂，與民造福”，更長遠的目標是“為人類文明作貢獻”。申請到多大的科研項目，掌握多少科研經費，不是目標而是一種承諾與責任。發表了多少文章，獲得多少獎勵，帶什么人才“帽子”都是中間結果，最終要看對科學技術和產業發展有沒有實實在在的貢獻和影響。

以下為李國杰發言實錄。

國家強盛的基礎是企業，而民富國強的基礎是有強大的企業。軍事力量強大也要靠先進的企業。

舉一個例子，美國國防部發現國防部門自己做的器件設備比國際上先進企業落后兩代，今年決定采用“零容忍”策略，采購全球最先進的器件和設備。

據經濟學家統計，從17世紀到20世紀70年代，改變了人類生活的160種主要創新中80%以上都是由公司完成的。今天，全世界70%的專利和2/3的研究開發經費都出自企業。

近代以來，任何忽視市場力量、不能發揮公司組織優勢的國家都逐漸凋零。只有由公司推動市場經濟的生產力，國家才能走上世界舞臺的中心。

一個真正的創新型國家的全面形成，擁有幾所世界一流大學固然重要，但根本上還在于企業的眼界、實力和科技創新活力。

早期的科學研究只是有錢閑人的消遣娛樂。經過幾百年的發展，科學研究和技術開發已經是數以千萬計的白領人的職業。

那么，究竟研究和開發的目的是什么？歸納起來，研究無非是三種目的：

一是探索未知世界的奧秘，滿足人類的好奇心，往公共的知識海洋中灌水。二是以實驗室的形式做工程任務，滿足國防等部門的需要（如我國的國防科研）。三是通過企業的形式將知識變成產品和服務，提高人類的物質與文化生活水平。

實際上，企業的產品和服務是研究開發的主要歸屬。說白了，除了少數人做第一和第二類工作，絕大多數科技人員的工作只有最終體現為市場上的產品和服務，才有真正的意義。

因此，一定要形成以產業技術為目標導向的科技文化。

為什么要強烈呼吁重視產業技術？

因為研究與開發不是從所謂的上游流到下游的線性關系，產業技術的研究開發反過來對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有很強的拉動力，企業與大學及科研機構之間有多個層次的互動。

本質上講，基礎研究是不管有什么用的。所謂目標導向的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到底研究什么，主要不是看基礎研究有什么新成果，而是看產業技術研究有什么需求。

產業技術不是人們常說的大學和科研機構轉化后的應用開發，而是引導大學和科研機構的原始動力。

改革開放以前，我國的國有企業沒有研究開發活動的“生產車間”。由于歷史的原因，我國科學技術發展中最薄弱的環節是產業技術。

IT企業的CTO（首席技術官）們要擔起振興“產業技術”的重任，集體發出國家要高度重視“產業技術”的呼吁，推動企業真正成為技術創新的主體。

一般而言，實驗室技術是突破單項技術，一俊遮百丑，而產業技術不能有明顯的短板。實驗室技術也許能解決90%的要求，但剩下的10%可能要再花10倍的精力，甚至推倒重來。

機群文件系統在中科院計算所經過三代博士生的努力仍不能商品化，開發人員進入公司后按產品技術的要求又攻關了幾年，才形成今天曙光公司的拳頭產品Parastor。

不同于實驗室技術，產業技術必須考慮推出時間、成本、魯棒性、兼容性等約束，在限制條件下創新有時比“原始創新”還困難。產業技術開發的失敗往往是忽略了約束條件，培養工程創新素質要從重視約束條件做起。

產業技術必須采用標準化模塊和規�；�生產工藝，不能做不下蛋的“公雞”。產業技術不但要說得清，而且要做得到。產業技術人才不能只做“治學之才”，而應當是“治事之才”，必須以做成一件難事為目的。

做科研要關注最終目標，具體一點是“為國分憂，與民造福”，更長遠的目標是“為人類文明作貢獻”。

申請到多大的科研項目、掌握多少科研經費，不是目標而是一種承諾與責任。發表了多少文章，獲得多少獎勵，帶什么人才“帽子”，都是中間結果，最終要看對科學技術和產業發展有沒有實實在在的貢獻和影響。

山東產業技術研究院提出，商業成功是檢驗技術創新的唯一標準，對此我表示認同。

圖靈獎得主John Hopcroft教授表示：“中國的研究人員非常感興趣于發表的論文數量和得到的研究資金數量。應遠離這些指標，關注其他的一些更有價值的層面。”

大學與科研機構的研究開發雖然不必做出可商品化的產品，但研究什么問題應該考慮產業界的需求，基于不合理的假設寫出來的論文將被歷史淘汰。所謂“企業是技術創新的主體”，就是指以發展產業技術為主要目標。

美國為發展產業技術樹立了榜樣。20世紀初美國各大公司就建立了工業實驗室，1900年通用電氣建立了中心實驗室，1904年美國電話電報公司創建了貝爾實驗室。貝爾實驗室有11名科學家獲得過諾貝爾獎，曾擁有過14位美國科學院院士、29位美國工程院院士。

晶體管帶動的半導體產業，創造了數萬億美元的產值，成為現代工業的核心，而這一改變人類歷史進程的科技成就就是由美國電話電報公司的研發部門貝爾實驗室發明的。

產業技術的主要體現是專利。

據美國知識產權擁有者協會2017年的統計：當年授予的近32萬項專利中，數量排名前120者僅有兩所大學。其中IBM居首，近9000項；大學中獲得專利最多的是加州大學，只有524項，排在第77位。

對于中國的產業技術，網上既有自吹自擂的“好得很”派，也有妄自菲薄的“糟得很”派。很多意見以偏概全，對我國的科技真實水平缺乏理性判斷。

實際上，高鐵、無線通信、電商服務等方面我國確實已走在世界前列，但在基礎材料、元器件、精密儀器設備、基礎軟件等方面與國際先進水平還有較大差距。例如，據了解，如果現在要建一條非美國化技術集成電路（IC）生產線，可能要退到55納米工藝。

當前，美國科技類上市公司總市值約為7.72萬億美元，而中國僅為2.08萬億美元，兩者相差近4倍。目前美國科技類上市公司總市值占GDP比重高達39.83%，而中國該比例僅為16.42%，美國科技股GDP占比是中國的2.43倍。

所謂“卡脖子”技術對基礎研究影響不大，但對產業技術來說是必須越過去的坎，應對技術脫鉤的重任壓在企業肩上。忍辱負重、臥薪嘗膽、發憤圖強的企業是振興中華的希望所在。

發展產業技術一定要有一個健康的產業生態環境。多年以來，中國的企業只講你死我活的競爭，不講互贏共生的“企業命運共同體”。信息領域更是盛行“狼文化”和“贏家通吃”，幾乎沒有同行企業的“競爭前的合作”。

從關注自我的輸贏升華到關注整個產業生態的發展，理念上要做重大調整。

三年前，華為就認識到“管理你情我愿的合作比對付你輸我贏的競爭要難得多”，提出要培育“哥斯達黎加式”生態系統，強調競爭優勢主要來源于管理好自己不擁有的資源。知易行難，將這一認識真正落實到行動還要付出艱苦的努力。

希望計算機界的企業一起來構建企業命運共同體，CTO大咖們高瞻遠矚，為中國的IT企業沖出重圍做出歷史性的貢獻。

（本文由《中國科學報》記者計紅梅根據李國杰院士發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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