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首批留學生之一、“中國鐵路之父”詹天佑當年對歸國同學的這番勉勵,精辟概括了中國近代以來留學史的一個不變主題。
百余年來,一批批留學生負笈海外,學成回國,成為中國革命、建設、改革的重要力量;他們的人生軌跡,記錄著中華兒女追尋民族復興的夢想。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出現歷史上規模最大、領域最多、范圍最廣的留學潮和歸國熱。從1978年至2012年底,中國出國留學人員達到264萬人,留學回國人員達109萬人。2012年度,中國近40萬的出國留學人員總數居世界之首。新時期的海外留學生秉承先輩的家國情懷,勇敢追求自己的夢想,他們的奮斗,與國富民強的中國夢緊緊相連。
“生活不會虧待懂得堅守的人”
從30年前留學東瀛,到成為東京理科大學終身教授,在趙新為的字典中,成功意味著堅守。
1977年國家恢復高考,在農村高中當了一年代課教師的趙新為考上天津大學。大學畢業那年,他以優異成績考上清華大學研究生,同時獲得改革開放后第一批公派留學生資格。從570萬考生、到26萬大學畢業生、再到1000名公派留學生,這近乎萬里挑一的機會沒有讓趙新為沾沾自喜,他的想法依然是努力學習,掌握知識,報效祖國。
從大學開始,到留學東京大學攻讀碩士、博士學位,趙新為的研究領域一直是半導體微電子學。支撐他多年專攻這門學問的除了興趣,還有堅守的信念。
在農村代課時,趙新為曾收到表哥送的一份生日禮物。那時候皮鞋還算“奢侈品”,表哥把一雙氈鞋打磨掉毛,刷漆定型,改成皮鞋送給他。趙新為就穿著這雙鞋,走進大學,邁出國門,至今珍藏。
正如他所說,那代人對待事業的態度也許就像對這雙鞋一樣,因為稀缺所以分外珍惜,一旦選擇就堅持到底。
因為中國人的身份,趙新為留學畢業求職時并沒有得到公正機會。后來,去東京理科大學應聘前,他幾次打電話與校方確認并自薦,最終獲得面試機會。他憑借豐富的研究成果、細致的教學規劃以及發自內心對教師職業的熱愛最終打動了校方。
2003年,趙新為入選中國科學院“百人計劃”,2011年又入選國家“人才”。這兩年,他在天津市兩所大學建立自己的實驗室,將更多精力投向國內。
“每個人的夢都不一樣。作為一個學者來說,我的夢想是把知識變成為社會真正作貢獻的東西。所以我既要搞尖端的基礎理論研究,同時還要把研究成果盡快推向社會做應用,”趙新為說,他打算把接近應用的研究重點放在國內,滿足國內盡快將科研成果轉化為生產力的需要。
為配合國家西部大開發戰略,趙新為與其他留日專家組成“留日博士專家團”并擔當團長,通過教育部資助的“春暉計劃”,自2001年起,每年為青海、四川等地服務一周,為當地高校提供教學科研支持。這些年“留日博士專家團”已有超過300人次前往祖國西部,幫助青海大學、青海民族大學等高校申請“春暉計劃”資助項目超過500項、獲項目經費近5000萬元。
趙新為坦承,與其他留學博士專家團相比,自己所帶領團隊的成就也許并非最顯著,但他一直在堅持,多年來從未間斷。他相信,生活不會虧待懂得堅守的人,悉心澆灌,一定會結出美麗的花朵。
夢有多大,事能做多大
1998年,38歲的王治河自費去美國攻讀博士學位,剛開始在餐館打工掙學費時,他的“師傅”、一名餐館侍者對他說:“你在這里好好干,多學點本事,過幾年自己盤下一兩家餐館,這輩子就衣食無憂了。”但王治河說:“那不是我的夢想。”
王治河出國前曾被評為中國社科院“十大杰出青年”、曾任《國外社會科學》雜志副主編。他在研究西方社會科學理論的過程中發現,建設性后現代主義哲學是對人類未來發展頗有啟發的哲學思想,因此毅然告別年邁的父母和9歲的兒子,在妻子支持下赴美學習。
已兩鬢帶霜的王治河回憶當初所下的決心和種種經歷時說:“我的夢是個‘大夢’。人能做多大,關鍵看他的夢有多大。”
讀了8年,王治河46歲時終于拿到博士學位。如今,他已成為建設性后現代主義哲學陣營中的重要成員。美國波士頓儒家學派代表人物、波士頓大學教授白詩朗在為王治河的英文著作《過程與多元:中國和而不同思想研究》所寫的書評中說,該書一個“特殊貢獻”是“將中國古典儒家的哲學關懷與全球化時代的現代過程思想整合起來”。
王治河擔任中美后現代發展研究院常務副院長后,積極推動主辦“生態文明國際論壇”,迄今已舉辦7屆,吸引了世界各國不少“生態文明”和“后現代發展”領域的學者和研究人員參加。
“我想建一座橋”
“2003年8月26日,我一個人拉著大行李箱、背著背包來到英國。當時就覺得什么東西都好貴,啥也舍不得買。”熊榆回憶說,為了省錢,他當時住進了最便宜的青年旅社。
不過談起這段最初的艱難日子,這個30歲出頭的“80后”言語中并沒有沉重。
來英國后,從讀書到工作,熊榆換了三四座城市,搬了好幾次家。剛來英國時跟十幾個人擠一間房的熊榆,如今買下了一套別墅,也算是圓了一個夢。熊榆還有另一個夢想,就是“建一座橋”——一座促進中英兩國青年互相學習、尤其是創業交流的橋梁。
“身在海外的人總有一個情結,就是看看祖國需要什么,我們在海外能做些什么”。早在剛來英國攻讀博士學位時,熊榆就認識到,英國人口僅占世界1%,卻有著9%的科研產出,其科研創新意識和能力值得中國學習。
有著工科背景、卻轉行做了管理學博士后研究的熊榆發現,科研成果商業化和青年創業能力是兩國共同面臨的課題。為此,熊榆在2006年博士階段學習期間,與英國倫敦大學學院、約克大學等多所英國高校有關人員聯合發起“21世紀中英創業計劃大賽”,并擔任組委會主任。
熊榆說,舉辦這個大賽是為了展示中英學子在經濟、科技、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創新能力,并為有志于在兩國商業領域開拓進取的創業者提供一個國際化的交流平臺。
熊榆的努力很快受到英國官方的重視,2010年,他獲得英國首相計劃獎勵,第一次將英國首相計劃《中英創業導向項目》引入中國西部。英國首相計劃是高水平的英國國家級項目,每年僅批準5個項目,熊榆也成為該項目啟動以年來最年輕的項目獲得者。
“如果說買房是屬于個人的小夢想,‘建橋’則是想為國家做點事,實現個人小夢想與為祖國作貢獻還能相互促進,”熊榆指指身上印有“2012年奧運火炬手”英文字樣的T恤說,“這就是個例子”。
“現在想來,除了我在研究上的成就,倫敦奧組委看中的正是我為中英兩國青年交流所做的事,這與當年奧運會口號‘激勵一代人’相契合。”熊榆說,這是他為祖國作貢獻獲得的一種認可。
“我們的任務是結合中國的實際”
2012年9月,當趙然收拾行囊,準備來到位于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的克萊爾蒙特研究生大學攻讀金融工程專業碩士時,他特意帶上了幾個中國結。
“這是送給美國老師和同學的好禮物,掛在宿舍里也可以使我時時想起祖國、想起家人,”他說。
23歲的趙然研究方向是中國金融領域一個較為薄弱的環節:有關證券和期貨市場的波動率、價格預測等。趙然表示,中國A股市場上不久前發生的光大證券“烏龍指”事件,讓他對自己和同輩海外學子所肩負的使命有了更深刻的認識。
“老一輩留學生把國外一些理念和應用體系帶回祖國,而我們的任務是結合中國的實際使其更加完善,”趙然說,“中國經濟發展到今天,不可回避地要和國際市場接軌,但我們在很多領域都存在不夠完善之處,這些正是我們這一代留學生應致力研究、貢獻才智的地方。”
金融工程領域的探索對趙然來說像是一塊巨大的磁石。他曾利用假期在紐約資產管理公司實習。在實踐過程中,趙然開始逐漸成熟,開始關注“象牙塔”之外的、自己不久就將步入的現實社會。
“到美國留學是為了實現我個人的理想、實現事業發展,但這同時也與中國夢息息相關。如何運用我所學的知識,從細微角度作貢獻,使中國金融市場更完善、使金融體系運行更平穩,是我所追求的目標,”趙然說。
逐夢海外,情系祖國。
一代又一代留學生,一段又一段奮斗故事。他們的人生之夢,伴隨實現中國夢的壯闊奮斗,顯得更加燦爛綺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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