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過《當務之急：2014-2017年中國的最大風險》一書的朋友，可能都記得我的一個觀點：未來三年，中國人才危機將深刻顯示。
經常看《寰宇大戰略》節目的朋友，也可能還記得我在節目里的一個觀點：今天的中國，就象一個身材不斷增大，但血液卻不斷流失的人；有一天，等到身材完全長大（亦即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但身體里的血卻已流失殆盡。
今天，我還要增加一個觀點：按照今天中國教育的創新不足、社會的多元開放程度嚴重不足的情況，中國自身培養一流人才的進程將繼續延緩，對外來一流人才的吸引力也將繼續不足，同時一流人才的外流速度也在加速；若這樣，那么三至五年后，跨國公司在華可能將找不到一流的經理人，中國距離世界一流大學的距離將更遠……
下面是《當務之急：2014-2017年中國的最大風險》一書的章節部分摘要
為什么未來三年，中國的人才危機將日益顯示其負面效應？
王輝耀博士，早年留學美國，后在跨國公司工作，活躍于京城政治、經濟和學術圈，也是歐美同學們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我們最早結識于每年年底在廣州舉行的“中國留學人員交流會”，簡稱“留交會”。從2002年后，我就與“留交會”陸續有些往來，2008年被廣州市政府聘請為市長顧問，是所有顧問中唯一的人文學科代表。
從這以后，我和王輝耀幾乎每年都要在廣州見面，我對他的工作及其意義漸漸有了了解。我常在各種場合說，研究中國的人才問題和人才戰略，王輝耀是中國第一人，無人出其左右。王輝耀與我也惺惺相惜，稱我的節目“是華文電視政經節目中最好的”，“節目影響力很大，是鳳凰衛視最好、最有高層影響的節目”。這當然屬過譽之詞，讓我受之有愧。
2010年冬天，王輝耀在廣州 “留交會”做的一個報告，深深地觸動了我，使我從這以后開始關注并研究中國的人才問題。王輝耀的報告讓三年前的我第一次明白，對中國這么一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來說，我們的人才戰略不僅是要吸收全球華人中的精英，而更要有胸懷和機制，吸引全球一流的人才；而恰恰在這方面，中國目前非常不成功，中國目前所謂的吸引人才重要還停留在吸引本國出去的“海歸”，而遠沒到吸引全球一流精英的地步，2004年開始實行的“中國綠卡”迄今只有四千多人獲批，絕大多數獲批者是外籍華人，其中兩千還是家屬；而即便是在吸引“海歸”方面，一方面這些年有一些“海歸”回國，但高尖端的數量不多，而更多的知識移民則又對沖了吸引“海歸”的功效。
王輝耀的多次報告，還讓我記住了李光耀的一句話：“中國是在十四億人口中選人才，而美國則是全球七十億人口中選人才。”短短幾十個字，將中美兩國的戰略、視野、胸懷、機制、社會開放度，立時活靈活現地勾畫出來，高底立現。
但我還要再加一句：“一方面，中國僅僅在十四億人口中選人才；另一方面，十四億人口的精英，又正在大規模、源源不斷地流向美國等西方國家。”
讀到這里，你大概會和我寫到這里時一樣，腦子中會出現下面這句話：“這個游戲沒法玩了。”不過，作為一個愛國者，我還是要再加上一句，以使這句話更為完整：“這個游戲沒法玩了，如果中國未來不做出深刻的改變。”
這未來的幾年，就是指未來的三年，2014-2017年。
2013年6月，王輝耀專門飛到香港，出席我的節目，討論中國的人才危機和人才戰略。與王輝耀一起出席節目的，還有香港的加拿大學者、“中國通”崔大偉。
小小的攝影棚，頓時成了指點風云的舞臺。中國這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表面上看似乎機體正在不斷長大，但其實體內的血液卻正在不斷流失；這種“失血”現象短時間內可能不為人注意，但也許有一天，等中國超越美國成為第一大經濟體時，亦即機體已無限龐大時，忽然間會發現，多年不斷的“失血”已導致“血液”流失殆盡。到那時該怎么辦？
這聽上去似乎十分危言聳聽。我承認，這一比喻有點言過其實。但看完下面一段我與王輝耀在節目中的對話，你大概又會覺得我上面講的，卻又不無道理：
邱震海：以目前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將近350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這么一個龐大經濟體，中國到底需要多少尖端人才，而我們現在缺多少？
王輝耀：中國從目前來講，尖端人才是非常缺乏的，比如說可能按照科技部的統計，我們真正的高端人才可能在全國有一萬人左右，就是特別頂尖的一批人才。
邱震海：美國呢？
王輝耀：美國至少是我們的十倍以上，而且現在我們比如說在很多領域，尖端領域我們很缺乏，比如說我們現在是航空大國，我們的飛機，僅次于美國第二大航空市場，但是我們在航空領域的院士沒有幾個，我們汽車現在是全世界的第一大汽車大國，我們在汽車領域，比如說尖端汽車領域的院士也很少，幾個人而已。更重要的是我們大量人才的流失，比如說美國現在有200多獲得諾貝爾獎，在美國工作，中國這方面很少，長期都沒有。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比如說阿德麥肯錫曾經做過一個調研，就是中國目前這個市場上，大概需要75000個高端的一流的職業經理人，但是市場上找到有多少呢？只有5000個，所以這個差距巨大，差了十多倍。
邱震海：美國呢，美國大概需要多少？
王輝耀：美國這方面肯定很多，美國這方面，你想想五百強里面他占了大多數，差不多一半都在美國，而且這方面他的儲備是很充沛的，包括大學的人才儲備，它的政府里面人才儲備，他的科研研發機構的人才儲備，還有它的硅谷，基本上是世界的一個創新中心。就我們看到現在所有的這些高科技高發明這些新經濟都來自于硅谷，那么硅谷里邊50%的企業都是移民創造的，美國47%的科學家來自于不是出生在美國，包括他們的科技人才。
邱震海：未來世界25年中國在這個需求方面一定是往上漲的，當也許有一天十年之后中國也需要十萬頂尖人才的時候，按照我們目前這樣流血失血的速度，您覺得會是什么狀況？
崔大偉：一百萬，中國需要一百萬。
邱震海：20年以后中國需要一百萬的頂尖人才。
王輝耀：我覺得至少應該要有這個數，因為中國這個基數很大，就我們的人口現在是美國的4倍差不多，那么而且我們現在就是說未來的這個發展如果要成為第一世界經濟大國，我們必須要靠人才來做支撐。
邱震海：但是現在中國的人才的流失，我們的血在不斷的從我們的身體當中流走，這個失血的狀況比率大概是多少？
王輝耀：我們現在確實很嚴重，就是我們現在就是比如說就拿留學生來講，按照這個官方的統計數據我們比如說現在每年出去，去年出去是40萬人，我們總數出去的大概260萬人，大概回來的不到，差不多一百萬左右，就我們起碼40%左右，30多40就是回歸率，我們當然還有三分之，接近60%是在海外，那這個比例是比較大的，按照一般國際上常見的一般有40%、50%應該是一個比較合適的，我們現在大部分還在海外，關鍵這個里邊就高端人才在海外的比例非常大，比如說就像剛才我們談到的這個博士畢業生的比例，理工科的博士現在90%很多還留在了海外，按照教育部留學服務中心的最新的統計就是比去年我們回來27萬人，9萬人做了留學的這種認證登記，那中間這個大量的回來還是在碩士這個階段，其中很多包括在英國一年的碩士，而博士只有5%。
邱震海：如果說，假如說我們不知道這目前整個的速度未來會不會是提升還是會降低，如果繼續按照這個下降的速度往下走的話，回歸率還這么一點，中國還吸引不了全世界一流的人才，而未來的十年到二十年中國需要尖端人才可能是幾十萬，那么這個差距屆時會呈現出一種什么樣的危機狀況？
崔大偉：中國過去的主要財富是依靠出口，而中國出口的商品又不具備高技術含量。中國一定要從勞動力出口要改為科學方面的出口，但是這個很難做，假如這個情況繼續下去。
王輝耀：另外一個方面就是我們其實是中國面臨一個新的轉型，就是我們要從人口紅利轉到人才紅利，要從中國制造轉到中國創造，要從投資拉動轉到人才拉動，那么這些方面的話都要靠人才來支撐。
邱震海：中國經濟已經放緩了，而且人口紅利正在下降。如果人口紅利加上人才紅利，兩個紅利同時下降，十年以后的中將是一幅什么樣的圖畫？
王輝耀：比如說我們舉個例子，我們在過去這些年，我們中國企業占世界500強比例在不斷的增加，我們原來只有幾家，后來十幾家，二十幾家到去年大概六、七十家，但是我們雖然進入500強，但是多少真正是能在世界上就占領國際市場份額，能夠到國際市場上開，真正意義上全球化的公司，寥寥無幾，屈指可數，可能有聯想、華為幾家公司，那為什么這個東西出不去呢？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們缺乏大量的一流的國際化人才，比如頂尖的這種世界五百強的這種高管，我們沒有這批人才我們中國未來要走出去非常困難，就是從這個意義上來講，中國的經濟的發展也是這樣，就是在國內各種的我們價值鏈的爬升，高科技企業，大的企業我們必須要有足夠的一些高端的這種人才回來，特別是創業的人才。
崔大偉：對，未來的中國還是必須進口國外的科技，要做一個創新型國家很難。
經常看《寰宇大戰略》節目的朋友，也可能還記得我在節目里的一個觀點：今天的中國，就象一個身材不斷增大，但血液卻不斷流失的人；有一天，等到身材完全長大（亦即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但身體里的血卻已流失殆盡。
今天，我還要增加一個觀點：按照今天中國教育的創新不足、社會的多元開放程度嚴重不足的情況，中國自身培養一流人才的進程將繼續延緩，對外來一流人才的吸引力也將繼續不足，同時一流人才的外流速度也在加速；若這樣，那么三至五年后，跨國公司在華可能將找不到一流的經理人，中國距離世界一流大學的距離將更遠……
下面是《當務之急：2014-2017年中國的最大風險》一書的章節部分摘要
為什么未來三年，中國的人才危機將日益顯示其負面效應？
王輝耀博士，早年留學美國，后在跨國公司工作，活躍于京城政治、經濟和學術圈，也是歐美同學們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我們最早結識于每年年底在廣州舉行的“中國留學人員交流會”，簡稱“留交會”。從2002年后，我就與“留交會”陸續有些往來，2008年被廣州市政府聘請為市長顧問，是所有顧問中唯一的人文學科代表。
從這以后，我和王輝耀幾乎每年都要在廣州見面，我對他的工作及其意義漸漸有了了解。我常在各種場合說，研究中國的人才問題和人才戰略，王輝耀是中國第一人，無人出其左右。王輝耀與我也惺惺相惜，稱我的節目“是華文電視政經節目中最好的”，“節目影響力很大，是鳳凰衛視最好、最有高層影響的節目”。這當然屬過譽之詞，讓我受之有愧。
2010年冬天，王輝耀在廣州 “留交會”做的一個報告，深深地觸動了我，使我從這以后開始關注并研究中國的人才問題。王輝耀的報告讓三年前的我第一次明白，對中國這么一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來說，我們的人才戰略不僅是要吸收全球華人中的精英，而更要有胸懷和機制，吸引全球一流的人才；而恰恰在這方面，中國目前非常不成功，中國目前所謂的吸引人才重要還停留在吸引本國出去的“海歸”，而遠沒到吸引全球一流精英的地步，2004年開始實行的“中國綠卡”迄今只有四千多人獲批，絕大多數獲批者是外籍華人，其中兩千還是家屬；而即便是在吸引“海歸”方面，一方面這些年有一些“海歸”回國，但高尖端的數量不多，而更多的知識移民則又對沖了吸引“海歸”的功效。
王輝耀的多次報告，還讓我記住了李光耀的一句話：“中國是在十四億人口中選人才，而美國則是全球七十億人口中選人才。”短短幾十個字，將中美兩國的戰略、視野、胸懷、機制、社會開放度，立時活靈活現地勾畫出來，高底立現。
但我還要再加一句：“一方面，中國僅僅在十四億人口中選人才；另一方面，十四億人口的精英，又正在大規模、源源不斷地流向美國等西方國家。”
讀到這里，你大概會和我寫到這里時一樣，腦子中會出現下面這句話：“這個游戲沒法玩了。”不過，作為一個愛國者，我還是要再加上一句，以使這句話更為完整：“這個游戲沒法玩了，如果中國未來不做出深刻的改變。”
這未來的幾年，就是指未來的三年，2014-2017年。
2013年6月，王輝耀專門飛到香港，出席我的節目，討論中國的人才危機和人才戰略。與王輝耀一起出席節目的，還有香港的加拿大學者、“中國通”崔大偉。
小小的攝影棚，頓時成了指點風云的舞臺。中國這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表面上看似乎機體正在不斷長大，但其實體內的血液卻正在不斷流失；這種“失血”現象短時間內可能不為人注意，但也許有一天，等中國超越美國成為第一大經濟體時，亦即機體已無限龐大時，忽然間會發現，多年不斷的“失血”已導致“血液”流失殆盡。到那時該怎么辦？
這聽上去似乎十分危言聳聽。我承認，這一比喻有點言過其實。但看完下面一段我與王輝耀在節目中的對話，你大概又會覺得我上面講的，卻又不無道理：
邱震海：以目前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將近350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這么一個龐大經濟體，中國到底需要多少尖端人才，而我們現在缺多少？
王輝耀：中國從目前來講，尖端人才是非常缺乏的，比如說可能按照科技部的統計，我們真正的高端人才可能在全國有一萬人左右，就是特別頂尖的一批人才。
邱震海：美國呢？
王輝耀：美國至少是我們的十倍以上，而且現在我們比如說在很多領域，尖端領域我們很缺乏，比如說我們現在是航空大國，我們的飛機，僅次于美國第二大航空市場，但是我們在航空領域的院士沒有幾個，我們汽車現在是全世界的第一大汽車大國，我們在汽車領域，比如說尖端汽車領域的院士也很少，幾個人而已。更重要的是我們大量人才的流失，比如說美國現在有200多獲得諾貝爾獎，在美國工作，中國這方面很少，長期都沒有。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比如說阿德麥肯錫曾經做過一個調研，就是中國目前這個市場上，大概需要75000個高端的一流的職業經理人，但是市場上找到有多少呢？只有5000個，所以這個差距巨大，差了十多倍。
邱震海：美國呢，美國大概需要多少？
王輝耀：美國這方面肯定很多，美國這方面，你想想五百強里面他占了大多數，差不多一半都在美國，而且這方面他的儲備是很充沛的，包括大學的人才儲備，它的政府里面人才儲備，他的科研研發機構的人才儲備，還有它的硅谷，基本上是世界的一個創新中心。就我們看到現在所有的這些高科技高發明這些新經濟都來自于硅谷，那么硅谷里邊50%的企業都是移民創造的，美國47%的科學家來自于不是出生在美國，包括他們的科技人才。
邱震海：未來世界25年中國在這個需求方面一定是往上漲的，當也許有一天十年之后中國也需要十萬頂尖人才的時候，按照我們目前這樣流血失血的速度，您覺得會是什么狀況？
崔大偉：一百萬，中國需要一百萬。
邱震海：20年以后中國需要一百萬的頂尖人才。
王輝耀：我覺得至少應該要有這個數，因為中國這個基數很大，就我們的人口現在是美國的4倍差不多，那么而且我們現在就是說未來的這個發展如果要成為第一世界經濟大國，我們必須要靠人才來做支撐。
邱震海：但是現在中國的人才的流失，我們的血在不斷的從我們的身體當中流走，這個失血的狀況比率大概是多少？
王輝耀：我們現在確實很嚴重，就是我們現在就是比如說就拿留學生來講，按照這個官方的統計數據我們比如說現在每年出去，去年出去是40萬人，我們總數出去的大概260萬人，大概回來的不到，差不多一百萬左右，就我們起碼40%左右，30多40就是回歸率，我們當然還有三分之，接近60%是在海外，那這個比例是比較大的，按照一般國際上常見的一般有40%、50%應該是一個比較合適的，我們現在大部分還在海外，關鍵這個里邊就高端人才在海外的比例非常大，比如說就像剛才我們談到的這個博士畢業生的比例，理工科的博士現在90%很多還留在了海外，按照教育部留學服務中心的最新的統計就是比去年我們回來27萬人，9萬人做了留學的這種認證登記，那中間這個大量的回來還是在碩士這個階段，其中很多包括在英國一年的碩士，而博士只有5%。
邱震海：如果說，假如說我們不知道這目前整個的速度未來會不會是提升還是會降低，如果繼續按照這個下降的速度往下走的話，回歸率還這么一點，中國還吸引不了全世界一流的人才，而未來的十年到二十年中國需要尖端人才可能是幾十萬，那么這個差距屆時會呈現出一種什么樣的危機狀況？
崔大偉：中國過去的主要財富是依靠出口，而中國出口的商品又不具備高技術含量。中國一定要從勞動力出口要改為科學方面的出口，但是這個很難做，假如這個情況繼續下去。
王輝耀：另外一個方面就是我們其實是中國面臨一個新的轉型，就是我們要從人口紅利轉到人才紅利，要從中國制造轉到中國創造，要從投資拉動轉到人才拉動，那么這些方面的話都要靠人才來支撐。
邱震海：中國經濟已經放緩了，而且人口紅利正在下降。如果人口紅利加上人才紅利，兩個紅利同時下降，十年以后的中將是一幅什么樣的圖畫？
王輝耀：比如說我們舉個例子，我們在過去這些年，我們中國企業占世界500強比例在不斷的增加，我們原來只有幾家，后來十幾家，二十幾家到去年大概六、七十家，但是我們雖然進入500強，但是多少真正是能在世界上就占領國際市場份額，能夠到國際市場上開，真正意義上全球化的公司，寥寥無幾，屈指可數，可能有聯想、華為幾家公司，那為什么這個東西出不去呢？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們缺乏大量的一流的國際化人才，比如頂尖的這種世界五百強的這種高管，我們沒有這批人才我們中國未來要走出去非常困難，就是從這個意義上來講，中國的經濟的發展也是這樣，就是在國內各種的我們價值鏈的爬升，高科技企業，大的企業我們必須要有足夠的一些高端的這種人才回來，特別是創業的人才。
崔大偉：對，未來的中國還是必須進口國外的科技，要做一個創新型國家很難。
王輝耀：就是我們在過去30年之所以成功，就是我們調動了國內低端勞動力的流動，減少它的壁壘，把勞動力全球化，全國化，全國化的人口流動帶來了我們的繁榮，就是過去兩億農民工的流動，那么未來30年這個走到瓶頸了，未來30年我們靠全球化的人才流動，我們要去發揮全球人才的紅利，吸引全球人才來中國，特別是要把我們出去的人也要吸引回來，再加上國際上的其他國家的人才吸引到中國來，才能給中國一個支撐未來30年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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