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初，洪堡把科研引入大學，從此科研成為大學的一項職能。

就在十多年前，中國的民辦院校、獨立學院還在為“要不要做科研”爭論不休；而如今，科研已經成為它們發展中不爭的事實——越來越多的民辦院校、獨立學院意識到辦學質量的提升，離不開自身科研的進步。

3月19日，浙江樹人大學中國民辦高等教育研究院、浙江樹人大學科學計量學研究中心和武漢大學中國科學評價研究中心聯合發布了《2014中國民辦本科院校及獨立學院科研競爭力評價研究》報告（以下簡稱《研究》）。這是自2012年以來，上述機構第三次發布類似報告。

然而，《研究》顯示的情況并不樂觀，民辦院校及獨立學院整體科研實力薄弱，部分院校尚未起步，校際發展差異大，重文輕理……各種各樣的困惑，成為前進中的阻滯。

成果產出率不高

只要中國知網能查到的、正式發表的論文就有獎勵，最高獎勵8萬元，最低也有800元。

聽到這樣的獎勵政策，旁人會作何感想呢？事實上，當一位年紀不滿30歲的青年教師接過8萬元獎勵時，他的手都在顫抖。他不過是在環境科學領域國內最高權威刊物上發表了海南省的第一篇論文。

這一聽起來略顯“激進”的獎勵措施，卻是一些民辦院校、獨立學院現階段“不得不”采取的激勵措施。

報告顯示，僅就論文發表數量而言，2012~2013年411所民辦本科院校及獨立學院署名第一機構發表的CSSCI論文、CSCD論文不到3000篇。“也就是說，平均每年每校發表的國內核心期刊論文還不到5篇。將近一半的高校在CSSCI論文、CSCD論文、SCI論文、部級及以上課題、發明專利等方面尚停在‘零狀態’。”浙江樹人大學科學計量學研究中心主任湯建民說。

但并不是說，中國的學術論文產出高居世界第一，就可以取消民辦院校、獨立學院的科研要求。

事實上，“科研對于促進教學、參與社會服務的作用無可取代。更為關鍵的是，它關系著應用創新型人才培養。由于科研的加入，民辦院校、獨立學院不再是技能培訓班，所培養的人才不再是操作工。”浙江樹人大學校長徐緒卿說。

然而，部分民辦院校、獨立學院還在為解決自身生存問題苦苦掙扎，自然無暇顧及教師的科研產出以及相應的激勵機制。

對于具備科研條件的民辦院校、獨立學院來說，與“千軍萬馬擠獨木橋”的縱向課題相比，橫向課題成為了它們更佳的選擇。但是，“橫向課題重在完成任務，對成果的要求并不高。橫向課題要變為縱向課題，要形成獨自的觀點，或者為產業創造利稅，在這一方面民辦院校、獨立學院仍缺少經驗”。浙江樹人大學科研處處長朱紅纓說。

當然，這里也有教師自身的原因。浙江大學城市學院科研部辦公室主任陳金飛指出了這類現象：部分教師做科研、發文章的動力大多來自評職稱，評職稱前論文、國家項目等成績優異，等到評上正高職稱后，科研產出很少甚至沒有。

沒有量談不上質，如何實現科研成果量上的突破，仍待探索。

人才引進不易

人才是科研的第一要素。然而，許多民辦院校、獨立學院都會遭遇諸如此類的問題——教師結構兩頭大、中間小，大量單打獨斗的情況存在。

三亞學院科研處處長朱沁夫告訴《中國科學報》記者，曾經有一名40多歲的博導想來該校任職，但因孩子尚小，海南的基礎教育水平相對不高而放棄。盡管該校陸續招來不少博士，但是穩定性不足，個別人因學科上的觀點相左，“想將他們擰在一起搞研究很困難”。而三亞固然能吸引到一些老教師前來，但是抱著養老之心而來的人，科研進取心并不強烈。

學科帶頭人的引進是個老大難問題。同樣是引進學科帶頭人，中部地區某民辦院校引進學科帶頭人的費用是80萬元，但在東部地區，80萬元只夠購買一套經濟適用房，同等金額在購買力方面自然不能等量齊觀。

如果有資金支持，“移植”一支成熟的科研團隊，看起來是最迅速提高科研實力的方法。如中原地區一所民辦院校，引進了若干科研人員，在沒有學科、專業、研究生的情況下，多次申請到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由于他們不俗的表現，該校在排行榜上迅速上升。

但是，能夠這樣“大手筆”的民辦院校、獨立學院少之又少，而且“個別優異并不能與學校的整體科研實力強勁畫等號，如果一味效仿，做科研難免有走偏之嫌”。西安外事學院科研處處長趙巍說。

人才易流失也是民辦院校、獨立學院不得不面對的一個問題。湖北某民辦學院依托學科優勢、用人政策曾一度吸引到100多個博士，之后人員陸續出走，剩下的僅40余名；后來通過營造科研氛圍，讓博士有項目做、看到出路，出走情況才得以遏制。而這一流失比例，在民辦院校、獨立學院的人才流失情況中實屬正常。

如何吸引、留住人才，將是民辦院校、獨立學院長久面對的一道難題。

政策不平等

西安是我國高校密集的城市之一，院校的競爭壓力相對其他省份更大。據西京學院科研處處長郭鵬江介紹，省級項目通常采用匿名評審制，材料郵寄送外審，返回后省紀檢委當著申報院校的面拆包。與民辦院校競爭的是西安交通大學、西安電子科技大學這樣的學校，“對民辦院校沒有絲毫照顧，申報難度可想而知”。

盡管《民辦教育促進法》中規定民辦院校、獨立學院與公辦院校享有同等法律地位，但“平等”背后的現實卻是，一些省份的省級學科、重點實驗室申請不向獨立學院開放，中級職稱以上的評定仍由省人事廳組織專家組評審（公辦院校開放了所有級別的職稱評審），而這些問題都關系著民辦院校、獨立學院科研氛圍和環境的建設。

更重要的是，科研是一項高投入、失敗率較高的運作，沒有國家撥款、政策傾斜，靠著出資人贊助或者學生學費支撐的民辦院校、獨立學院科研又能行之多遠？

“可以說，體制機制靈活是民辦院校、獨立學院發展的唯一優勢。”趙巍感慨地說，這一切迫使各家不得不去摸索一條適合自身發展的科研之路。

然而，一些問題仍然在拖這些院校的后腿。陳金飛指出，獨立學院建立之初，體制機制照搬母體高校。對于科研要求，在體制上希望教師們年年有項目、出成果，如此想要出高水平的成果比較難。由于主要經費來自于學費，同時還要為母體高校“輸血”，一些獨立學院的科研獎勵、配套在資金上也較難落實。

路在何方

面對著種種困難，民辦院校、獨立學院科研路在何方？

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蔣國華認為，投資人是否“抱著剛交上來的學費，盤算著如何分錢”，母體學校是“把獨立學院當作‘供血站’”還是“具有一定科研眼光”，成為決定民辦院校、獨立學院科研發展的關鍵。在國家尚未厘清民辦院校、獨立學院“辦學資產歸誰所有”這一問題之前，“為他人作嫁衣”仍是投資人最大的擔心。

今年全國兩會期間，多位代表、委員重提民辦院校分類管理，區分營利性與非營利性，明確資產歸屬。只有解決了這一瓶頸，民辦院校、獨立學院的科研問題才能迎刃而解，才能真正發揮體制機制的靈活性。

當然，呼喚投資人重視科研，民辦院校、獨立學院自身也要保持清醒的認識。

郭鵬江指出，民辦院校、獨立學院的科研要有所為、有所不為，不應把注意力過多地投注于公辦院校關注的高精尖課題上，而是要加強科研基本功的磨煉，重在培養教師隊伍，“撰寫基金申請、學術委員會組織討論等是教師學習提高的過程，這一過程在某種程度上比結果更有意思”。

針對現階段暴露出“科研產出少”的問題，湯建民表示，民辦院校、獨立學院現階段要制訂一些鼓勵科研的政策，其獎勵幅度甚至可以比公辦院校還要大一些。

蔣國華認為，隨著學術水平的提升，教師會被賦予更多行政上的職務，使其無暇顧及科研，或是對科研失去動力，因此“要給有成就的科學家多多的錢，而不是高高的官”。另外，學校給予教師的獎勵不要簡單地體現為錢，還可以通過組建實驗室、配備助手等營造良好的科研氛圍。“讓學者產生被同行認可的榮譽感，把科研變成一種精神享受。”

至于如何解決人才流動的難題，朱沁夫表示，一方面要靠引進，另一方面要靠培養。培養本校人才在某種意義上更為關鍵。因為送教師去境外高校深造的同時，他們也在學習其他科學家是怎么做科研的，這對于科研質與量的提升都有幫助。“人才流失不可避免，但是送出去100人，能夠留住絕大部分就已經足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