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7月18日，在針對肯尼亞醫學研究所（KEMRI）起訴案的裁決中，內羅畢工業法庭認為：參與一項國際研究伙伴關系的6名肯尼亞醫生被徹底忽略了升職和培訓機會，而他們的歐洲同事則受到各種機會的眷顧。

這是一個標志性案例。不僅僅是因為法庭要求KEMRI賠償每位醫生500萬肯尼亞先令（合56000美元），以補償他們受到的傷害；而且它可能還是非洲科研人員如此強烈地公開發聲，表達他們對在與國外同行合作過程中受到“二等公民”待遇的義憤。

近40年來，隨著國際機構在非洲衛生研究投入的增加，該領域的合作急劇增長。然而，非洲科學家表示，他們經常會被塞進諸如數據收集員和實驗室技術人員的職位，并沒有現實的通道可以成長為領導人。

“鄰居地痞”

“我想，這是個大問題。”瑞士巴塞爾熱帶與公眾健康研究院資深研究人員Marcel Tanner說，當合作關系失敗時，經常是發展中國家的研究人員失去的最多。“當投資人或工程發生變動時，他們缺乏順利度過這一階段的支撐。”例如，2010年，當法國資助者因為內戰從科特迪瓦撤掉一項控制瘧疾的研究項目時，就發生過一次類似事件。結果，法國職員和一家建了一半的實驗室被該公司留在身后，既沒有錢付給他們雇傭過的人，也沒錢繼續完成工程。

為了給予非洲科學家更多自主性，幾家全球性投資者正在非洲構筑科研領導能力，并把他們研究項目所有權的一部分轉移給當地科學家。而且，在今年隨后的工作中，將會有一項“公平指數”，即研究機構和投資人將會因為致力于平等合作關系而獲得榮譽證書。

但是真正的平等依然要花費很長時間，南非開普敦醫療研究理事會（SAMRC）理事長Glenda Gray說，無論非洲科學家為了掌握科研議題多么努力，他們都很難完全獲得成功，除非這些國家的政府開始投入相應的資助。國際投資人有些時候在非洲表現得確實有些像“鄰居地痞”，她說：“但是當你有了錢以后，很容易變得強大。”

這些不平等的原因根植于現代研究在非洲的開啟方式——普遍上，都是歐洲國家在其殖民地建立研究站，以研究經濟上的重要問題，如熱帶病、莊稼或農作物耕作等。隨著這些研究中心的發展，非洲人首先作為助手被招募，隨后成為科學家。但即便在上世紀60年代，在一些國家如坦桑尼亞、肯尼亞等國獨立之后，這些國家最有影響力的研究中心也通常是由富國一方的合作伙伴資助、領導或至少受其嚴重影響。

然而，到上世紀90年代中期，非洲和發達國家的研究人員開始表達他們對“空中科學”或“樣本獵取”（外國科學家來非洲收集樣本）項目的擔憂，這些項目經常受到當地科學家的幫助，然而在發達國家的科研人員對這些樣本進行分析以及完成論文之后，卻很少或幾乎不會提及任何非洲同事的功勞。

例如，2001年，肯尼亞研究人員Moses Otsyula表示，英國牛津大學的科學家竊取了他從內羅畢一家孤兒院采集的具有罕見艾滋病抗體的血液樣本。對此，牛津大學的科學家表示，這只是因為溝通不暢導致的疏忽性失誤，還說他們認為當時已被允許使用該血樣。

逆流而上

近年來，一方面，外國科學家對倫理問題日益敏感，另一方面，非洲科學家也意識到對于管理樣本采集和出口需要更加清晰的法規，類似的“誤會”正在逐漸減少。但不平等的合作關系依然是個問題。

在去年公開發表的一項調查中，位于德國波恩的歐洲發展研究和培訓機構聯盟發現，在非洲和其他發展中國家或區域，合作者的角色“經常仍主要局限于采集數據”，而來自發達國家的合作伙伴在分析和發表研究成果方面扮演著引領角色。一些接受該調查采訪的科學家表示，即便是對那些想要構建更加平等合作關系的發達國家科學家來說，由于通過發表文章促進個人職業的壓力日益增大，他們經常無暇顧及此事。

許多非洲科學家都有過不平等合作的切身經歷。一些人表示，他們被排除在自己曾幫助籌建的合作項目之外；一些人表示，他們在地面上經營研究項目，而發達國家的同事則在空中飛來飛去——經常是做一點工作，大部分時間用于旅游。但是幾乎沒有人愿意把他們的故事公諸于眾，因為怕被當作麻煩制造者記錄在案，削減他們未來的經費預算。

“合作關系有好有壞，我們都經歷過。”Gray說。她所在的理事會每年在健康研究方面會花費約900萬美元（在非洲最大的財政預算項目之一），但這一數字僅是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在南非投資額的1/5。

盡管如此，Gray表示，國外投資人越來越愿意讓像她所在的非洲代理處一樣的機構影響議題。SAMRC已經在朝著這個方向努力。例如，在2013年，該機構開始把自有資金和國際投資人的資金相結合，建立聯合基金項目，使雙方對他們所支持的議題均有發言權。

近年來，在推動科研合作平等方面確實已經取得了進展。此前擔任KEMRI和英國威康信托基金會聯合支持的KWTRP項目負責人的Kevin Marsh也同意這種看法。在擔任該項目負責人期間，他曾與投資人交涉提高合作項目中非洲研究人員的待遇。Marsh說，有一次，因為投資人不愿給英國和非洲科研人員發放同等薪酬，他幾乎因此辭職。

依然遙遠

盡管和20年前相比，非洲已有許多優秀科研人員，Marsh說，但過于強調目前取得的成績仍然為時尚早。這正是他當下正在幫助籌劃非洲卓越科學加速聯盟（AESA）的原因，該聯盟是位于內羅畢的一個研究管理中心，非洲各國領導人計劃在今年6月正式啟動該組織。AESA的設計目的是管理非洲外來投資項目，該機構已受到來自若干主要投資人的支持，包括KWTRP、總部位于比勒陀利亞的政策制定機構非洲發展新伙伴計劃等。

另一個項目是衛生研究促進發展理事會（COHRED，總部位于瑞士日內瓦）平等指數。該指數將會向致力于營造平等良好伙伴關系的研究機構、投資者或其他團體授予榮譽證書。各個機構可以用這張榮譽證書標明它們的身份——就像生產商在貨物上貼標簽證明它們的產品是環境友好型那樣。如果一個投資者的項目針對的是發展中國家的優選研究項目或著針對這些國家背負的疾病負擔，那么就會得到更高的分數，COHRED參與該指標工作的高級專員Najia Musolino說。相反，發展中國家的衛生或科技部也會因為沒有設置或更新國家優先研究項目而受到差評。

據了解，該指數有望在今年年底進入試行階段，如果試行成功，將會被延伸至衛生領域之外的其他研究領域。Musolino表示，非洲與國外投資人和學術機構已經表示了對該指數的支持，并認為它可以幫助非洲研究人員選擇好的研究伙伴。

Gray表示，如果發展中國家的研究人員可以真正對其運作過程發聲，該指數才可能獲得成功。只有非洲國家開始在衛生研究領域投入更多資金，他們的科學家才會有更強的底氣與合作對象談判。“沒有人想成為象征意義上的科學家。”在KWTRP工作的肯尼亞免疫學家Faith Osier說，“確實，非洲科學家面臨不利因素。”她說。但她最終表示，希望她的研究成果可以依據品質來評價，而非其他因素。

一些非洲科學家認為，把非洲科學界所有的不平等都歸咎于國際投資人是錯誤的。“沒理由對美國說，‘你應該資助我們的科學家，而且我們還要告訴你該做什么。’對我來說，這太虛偽、太不尊重人了，不僅是投資者，還包括本國科學家。”南非德班市艾滋病項目研究中心主任Salim Abdool Karim說，“我們需要的是讓非洲科學家了解、領會以及促進科技水平提升，通過這種機制讓他們可以和國際研究人員在學術基礎上共事，而不是在“新殖民地”基礎上共事。”

很多受到影響的研究人員與Gray持有相同的觀點，因為非洲缺失的一個關鍵板塊是政府對科學的投資。盡管過去10年肯尼亞、尼日利亞、塔桑尼亞和南非以及其他國家均承諾增加研究經費，但幾乎沒有一個國家實現了它們的豪言壯語。“在指責國外投資者或是歐洲高校之前，我們首先應該以批判的態度審視自己。”在南非開普敦大學一個藥品研發機構擔任負責人的贊比亞生物化學家Kelly Chibale說，“除非——并且直到——我們建立了良好的本地基礎設施和支撐性的本土環境，否則我們只能繼續掙扎。”（馮麗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