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11月11日，我們從永安路106號出發(fā)，記錄這個國家一點一滴的變化。12年后，我們選擇了30人——他們無論身處喧囂躁動，抑或遭遇時代逆流，均以不變的信念應對萬變的困局。

在歲月的年輪中，他們有快意、有消沉，有對酒當歌、有失意彷徨。在一次次的磨礪中，不忘初心，舉步向前。

在這里，時間是對信念的敬意。

本期人物：饒毅

饒毅，著名海歸生物學家。曾任北京大學生命科學學院院長，參與中國科研體制改革20年，多次撰文抨擊中國科研體制和科研文化，被稱為“溫和的改革派”、“批評性的建設者”。

十一假期的午后，燕園的陽光不錯。一年前，饒毅的辦公室和實驗室，都搬到了校園東南角的一棟樓里。這一次辦公室和實驗室終于集中起來了。每天早上起床，他再也不用糾結，到底是去辦公室，還是去實驗室。

饒毅新辦公室北面的墻邊，倚著一個大書柜，門是透明玻璃的，里面塞滿了英文大部頭。饒毅穿著紅毛衣，靠在書柜玻璃門前的椅子上。他現在的生活，除了到北大授課，指導學生實驗，參加學術討論，就是為微信公眾號《知識分子》撰文選稿。

說到《知識分子》的時候，他眼睛亮了起來。

“這是我堅持了42年的事情。”饒毅說，創(chuàng)辦《知識分子》，和他小學四年級時，和小伙伴一起辦墻報一脈相承。因為，都是和一群人，做好玩、有意義的事情。

饒毅和小學一起辦墻報的同學

8年前，饒毅和施一公先后回國到北大和清華任教，當時都引起了不小的反響，被認為是中國科技界吸引力增強的標志之一。

隨后，在北大生科院院長任上大刀闊斧的改革、撰文抨擊科研體制和文化、2011年落選院士，都一度將他推上風口浪尖。

饒毅說，他堅持做的兩件事——科學文化傳播和科研教育體制的改革，目標永遠是動態(tài)的。“這樣的目標才有趣。”他說，有合適的機會，他還是會站出來呼吁，或者身體力行。

分享知識是好玩、有意義的事

10月5日下午5點30分，諾獎委員會傳來捷報：中國科學家屠呦呦獲得2015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yī)學獎。饒毅的晚飯時間被密集的電話打斷，他停下晚飯，開始為他主編的微信公號《知識分子》撰稿。

文章是舊文，是2011年饒毅與人合作的一篇文章，講述了屠呦呦和張亭棟從中藥中發(fā)現化學分子的成就。在公號推送文章的按語中，他連發(fā)了六個反問，希望大家反思中國科學界的問題。比如我們的體制，在浪費錢，還是能夠出現更多的重要工作?我們的文化，是在壓制人，還是能夠支持更多的屠呦呦、張亭棟?我國科技界由無德、無才、無能主導的現象，是否應該得到改變……

文章當天的閱讀量超過了50萬。

作為一個剛剛上線一個多月的微信公眾號，這樣的成績讓他很滿意。

與此前和魯白、謝宇創(chuàng)辦的《賽先生》相似，《知識分子》也是一個致力于傳播科學知識的微信公眾號。《知識分子》上線后，饒毅除了撰寫科普文章，偶爾也寫影評。對于傳播科學知識，饒毅和編輯們近乎狂熱——公眾號每天只能推送一次，一天晚上23點，編輯部剛剛推送文章后，凌晨剛過又迫不及待推送了新的一期。

每天早上醒來，饒毅看到好玩的科學研究成果，或者不錯的文章，都會發(fā)給編輯部，讓編輯找時間在公號上推送。在他看來，每一次分享，都是在和公號背后數目龐大的訂閱者“共享人類的知識、共析現代的思想、共建智趣的中國”。

漩渦中的改革

時間回到八年前，45歲的饒毅剛剛回國擔任北京大學生命科學學院院長。呼吁了多年的中國科研教育體制改革，這一次，終于找到了支點。

甫一上臺，關于學院機制體制、改變院內學術風氣的政策迅速鋪開：教授預聘制，2007年以后，新晉科研人員的起步職稱只能是助理教授，十年內兩次通過國際同行評審才能晉升;實驗室交接制，一改原有的“大教授培養(yǎng)小教授”制度，“老教授”退休后，PI(實驗室負責人)不能由原有的副教授自動接管，而要全球海選;學生課程改革，本科生革新授課方式，研究生實行輪轉制……

“改革帶來了一些可喜的變化。”饒毅興奮地說。

比如學生們學習的動力更足了。饒毅說，他從學生中感受到了濃厚的學習氛圍，就連中秋節(jié)，學生們也要拉著他去學術討論。

另一個明顯的變化是，這幾年生科院培養(yǎng)出的學生，出國的人數更多了，“可見學生和國際更接軌了。”

多位受訪的北大生科院老師也向新京報(微信公眾號ID：bjnews_xjb)記者表示，確實感受到了改革帶給學院的活力。一位老師舉例，饒毅改革中建立的公共儀器中心，改變了以前實驗器材被一些老師獨占、成為私有財產的狀況，“器材的利用率提高了很多”。

但改革總是伴隨著陣痛。學院內部，支持的聲音有多少，反對和懷疑的聲音，就有多少。

2008年，當饒毅提出要關閉一個木本植物發(fā)育生物學實驗室時，立刻遭到該實驗室負責人、一位退休教授的反對。這位老教授在網上發(fā)帖，希望饒毅“刀下留人，不要將基礎科學趕盡殺絕。”

饒毅在博客上做出了回應：PI(實驗室負責人)的決定權在學校，不是在個人，而且每個PI都要達到一定的學術標準。

2008年周光召生日，饒毅和周光召夫婦

這個事情的結果是，實驗室最終關閉，人員得到妥善安排。但這位老教授卻永久地站在了對立面。北大生科院的一位老師告訴新京報記者，這個事情恰好反映了學院內部新舊兩種體制并存，無法融合的現實。

但生科院的一些老師，還是敬佩饒毅當年推動改革的勇氣和魄力。“他的改革很有成效，可惜北大是一個老學校，里面的關系盤根錯節(jié)、錯綜復雜，還有一些想法很好，但被困于中國特色。”一位老師評價。

2013年9月，饒毅正式卸任。一次午飯，生科院的一位老師問他，為什么不愿意繼續(xù)當院長。饒毅想都沒想就回：“你見過哪個院長，做出杰出成就的?”

其實此前，饒毅已經多次表達過卸任的想法。他的理由是，卸任院長職務，才能知道是否建立了穩(wěn)定的體制機制，才算真正完成改革。如同他在2003年時，把主持了三年的bio2000課程，交給其他老師主持一樣。“不同的老師，才能讓學生學到更多的東西。”

“四十幾歲學吹打”

饒毅覺得，比起老教授的“明槍”，讓他更苦惱的是“暗箭”。

“我最大的痛苦來自于中國的人際關系。”至今為止他都覺得，回國后的前兩年，面對內憂外患，是他最苦悶的時期。

比如一些不喜歡他的人，在某些項目評審中有傾向性，刻意為難他的項目。

比如原來關系要好的朋友，在他當院長之后，莫名其妙地開始疏遠他。

這些零零碎碎的事情，拼湊起了饒毅最苦悶的兩年。國內的同齡人已經浸潤在這種文化里，對所有的惡意都做好了準備，而他離開中國22年再回來，要重新交學費，是“四十幾歲學吹打”。

那時候，饒毅大多數朋友都在美國，兒子年紀還小。“不知道要跟誰說，因為難以確定誰值得信任。”他擔心，如果向別人傾訴，萬一被說出去，可能會讓事情更加惡化。

2001年，饒毅和兒子在郊外騎自行車

彼時，同是改革合作伙伴的施一公，是他的主要傾訴對象。對施一公來說，那也是他們抱團取暖的時光。

一次，施一公發(fā)短信給饒毅，傾訴他的挫折和苦惱。幾分鐘后，饒毅回信：“千萬不要輕易撤，困難肯定很多，本來就是要克服才來的。”沒等回信，饒毅又來了第二條短信，“如果要撤，提前告訴，也許一道：當然最好不要，單槍匹馬太難了。

后來，施一公說，他當時也沒有想過要撤。與好朋友共同進退，互相傾訴，就是苦悶最好的排解方式。

魯白和梅林，是大洋彼岸的支持者。“每天要接到饒毅的三四封郵件，一個禮拜打好幾次電話，有吐槽，但更多是苦水。”魯白向新京報記者回憶，他能做的只是安慰，讓饒毅堅持。

饒毅覺得，自己具有過濾負面情緒的特殊功能。“時間一長，什么都忘了。”多年前的苦悶，當時化成苦笑，最后都不記得了。

“丘吉爾有一句名言‘成功就是從失敗到失敗，也依然保持熱情’，對我來說，是‘高興就是從痛苦到痛苦，也依然保持熱情’”。他說。

這段時光，反向激勵了魯白。看多了饒毅的傾訴，還在美國的魯白覺得“回國遇到的困難也不過如此嘛”。2009年，魯白也回國，出任一家跨國公司中國區(qū)研發(fā)部副總裁。

做一個有趣的人

卸任之后，饒毅覺得生活更加純粹了。最喜歡的科研和教學重新回歸，成為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

偶爾他還會想起，網友曾把他叫做“科學界的魯迅”。因為2004年和2010年，他在《自然》增刊和《科學》與人合作撰文抨擊中國科研教育體制，犀利直白的言辭，讓人印象深刻。

時過境遷，饒毅覺得，“批判性的建設者”這樣的標簽也已不再適合他。現在，他更希望做一個有趣的人。

在學生和朋友眼里，他早已經是“我行我素的半老頑童”。

饒毅的一位學生回憶，一次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年會上，大家都在認真聽報告，突然發(fā)現前排有水滴下來。大家都以為是房頂漏水了，最后才發(fā)現是饒毅悄悄把水灑到了空中。

另一次，是他和施一公一家去京郊一個度假村。碰巧，度假村里正在舉行一場婚禮。還沒和施一公聊幾句，饒毅就跑到婚禮現場與人交談了。施一公還有些納悶，以為饒毅碰到熟人了。不一會兒，饒毅灰溜溜地回來了，說他假裝新娘的舅舅進去，結果被新娘家人發(fā)現了。

再比如，當很多科學家都在研究普通人連名字都聽不懂的項目時，他研究的是果蠅打架和小白鼠的性取向問題。饒毅的一位學生說，饒毅在科研方面的興趣很廣泛，很喜歡有趣的研究。

北大生科院不少學生還記得，2009年元旦晚會上，饒毅和學生一起表演相聲《討?zhàn)垺返亩巫印�學生問：“你和施一公寫中國科學教育應該改革的文章，賺了多少稿費?”饒毅回：“他們經常忘記給我稿費。”

忘給稿費當然是一句玩笑，但寫文章的初心——推動科研教育體制改革，饒毅從未忘記。短暫的沉默可能只是缺少時機。

魯白說，饒毅永遠懂得在適當的時機推動相應的改革。比如，2011年，饒毅落選院士，立刻撰文聲明以后不再參加中科院院士評選，本意是希望把大家的注意力集中到科學家的評價方式上來。“他不在意這個聲明可能帶給他的負面影響，他是無私無畏的。”

屠呦呦獲諾獎或許就是這樣的時機。

從10月5號開始，在《知識分子》上，饒毅每天都編發(fā)有關屠呦呦的文章，每一篇都不忘反思中國科研體制。在這個時刻，他一直堅持的兩件事——科學文化傳播和科研教育體制的改革，第一次實現了統(tǒng)一。

新京報記者 張維 編輯 胡杰 主圖攝影 侯少卿

饒毅和新京報的12年

2011年8月22日，《新京報》刊發(fā)《饒毅：落選院士并非學術原因》，這是8歲的《新京報》(微信公號ID：bjnews_xjb)和49歲的饒毅第一次相遇。

自此，《新京報》見證了饒毅生命里重要的節(jié)點事件：2011年落選院士，2013年卸任北京大學生命科學學院院長，2014年創(chuàng)辦微信公眾號《賽先生》……

同題問答

新京報(微信公號ID：bjnews_xjb)：你的理想是什么?目前實現得怎么樣了?

饒毅：做科學文化的傳播和推動科研和教育體制的改革，這些目標永遠都是動態(tài)的，沒有終點的。動態(tài)的目標才有趣。

以后要和這些人一起繼續(xù)做下去。這些年的效果是很明顯的，科研和教學的成果都提高了。希望我們的改革可以影響到其他地方。

新京報：在你的生命里，有哪些東西是你一直堅持的?

饒毅：比如從小學辦墻報到創(chuàng)辦微信公號《知識分子》。比如推動中國科研教育體制改革。

新京報：堅持帶給你最大的快樂是什么?痛苦呢?

饒毅：如我前面說的，交一群朋友，做好玩、有意義的事情，這本身就是一種人生價值。我碰到的痛苦，都是中國的人際關系，直到現在都是。

新京報：你的座右銘或者你最喜歡的一句話是什么?

饒毅：我思，我試，我樂。想些事情，具體去做，之后不管什么結果，都高興。

新京報：你最后悔的事情是什么?

饒毅：在中國，不能太輕易地相信一個人。我這個人很樂觀，所以我經常輕信人，我注意到自己做事的方法可能有問題。經歷了很多，因為太輕信別人，所以別人背后捅你一刀的時候會很難過。

新京報：你覺得自己最奢侈的是什么?

饒毅：我的主業(yè)(做科學研究)是可以讓自己高興的事情。我的工作讓我可以不以時間和精力去拼事業(yè)。

新京報：你最看重朋友的什么特點?

饒毅：可靠，有趣，有意義。可靠就是可信任;談吐、見解或者職業(yè)里面至少要有一項有趣;有意義就是他對國家和社會有價值，賺很多錢是沒有意義的，但賺錢教了孩子或者解決了農民的生產問題，這才叫有意義。

新京報：用一個詞來形容你目前的心境?

饒毅：有趣。（原標題：饒毅海歸之后：最大的痛苦，是中國的人際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