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慶期間，受俄羅斯國家公共認證中心的正式邀請，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學評估中心（以下簡稱評估中心）首次走出國門，遠赴俄羅斯對波羅的海聯邦大學的4個專業進行中俄聯合專業評估認證工作。這也是我國首次走出國門，用中國標準、中國專家、中國模式對國外大學進行評估認證。

這一消息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因為一提到“高教評估”，國人所給予的負面評價還是很多的。如今，曾飽受詬病的高教評估卻開啟了自己的首段海外之旅，也難怪很多人都連呼“沒有想到”。

新發展

據悉，此次評估的邀請方是俄羅斯國家公共認證中心，這是俄羅斯國家級評估認證權威機構。而評估中心與該機構的合作早在去年就已經開始了。

2014年9月，評估中心在北京舉辦了一場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期間，中心就與俄羅斯國家公共認證中心、日本大學評價與學位授予機構簽署了合作備忘錄。這其實可以看作是中國高教認證“走出去”的一個重要基礎。

“這些年，我國高等教育評估工作整體發展還是比較好的。在國際交往中，中國在評估方面已經獲得了相對比較充分的話語權。這樣一來，我們在評估中的國際合作交流就不應是單向的，而應是雙向的。”在接受《中國科學報》記者采訪時，教育部本科教學評估專家、廈門大學高等教育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別敦榮如是說。

事實上，國內高教評估多年來也一直努力實現與國際接軌，但此前更多的是引入國外的評估標準和體系，如參加國際認證協會，一些工程類專業也試圖按照國際標準對專業本身進行認證，“這是前一個時期的表現”。

自然地，此次評估中心走出國門，也預示著一個新階段的開始。“作為高等教育評估發展的必然結果，我們開始進行新的國際合作。這種合作就包括了評估思想、評估標準、評估技術以及選派專家走出國門等多方面，這是我國高等教育評估國際化的新發展。”別敦榮說，只是這種新發展在政府的推動下更快地到來了。

對此，教育部也表示，俄方主動邀請我國對其大學進行評估認證，表明我國高等教育質量評估的中國模式、中國標準正在被國際認同和采納。本次赴俄評估開拓了中俄兩國高等教育合作的新領域，具有“標志性意義”。

新角色

雖然我國的高教評估今年才首次走出國門，但在國際上，國家間的教學評估合作其實并不罕見。比如加拿大的很多高校會參與到美國的評估體系中，類似的情況在歐洲國家中也比較常見。而此次俄羅斯主動邀請中國評估專家參與專業評估，其實是有一定的客觀原因。

“俄羅斯的高等教育體系與西方國家不同，很特殊。而歐美國家高等教育評估和認證更多地表現出一種民間性，政府組織的權威性不足。但我國政府在高等教育評估中的權威性很大，加之俄羅斯的高等教育體制與我國有很多相似性，因此，中俄之間開展高等教育評估合作就有了一種共同的基礎。”別敦榮說。

此次遠赴俄羅斯，評估中心共選派了8名評估認證領域的高水平專家，對波羅的海聯邦大學的4個專業進行中俄聯合專業評估認證工作。參與此次評估的專家均有豐富的評估經驗，但即使對他們而言，這次評估也有著全新的體驗。

因為他們的“角色”變了。

“在國內，由教育部主導的評估最受人詬病的一點就是，評估者和被評估者屬于同一體系，所以有‘既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之嫌。而走出國門后，他們的身份就變成了徹徹底底的‘第三方機構’。”采訪中，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表示，這樣的身份改變，對于尚處發展中的中國高教評估而言，首先意味著一種挑戰，畢竟面對陌生的評估環境和評估者的需求，評估者本身必須進行相應的調整，而這樣的調整在國內常常是不必要的。

除此之外，這種身份變化也帶來了機遇。

在別敦榮看來，在國內的高等教育評估體系中，教育部的評估是具有官方權威性的。但走出國門、蛻變成純粹的第三方后，評估中心應該會從中得到很多新的感受，從而更有利于思考在國內如何發揮第三方的作用。這可能是此次跨國評估最為積極的意義。

“俄羅斯高校并不認為我國的評估中心能在資源配置以及各種政策導向上對它們施加影響，這種情況與國內是不同的。這對于評估中心的身份是一個考驗，對評估中心將來完善相關的制度也會很有幫助。”別敦榮說。

新方向

當中國的評估專家走出了國門，隨之而來的一個問題也擺在了我們面前——外國的評估專家是否也可以走入國門呢？

“既然你能走出去，為什么不能讓別人走進來呢？”儲朝暉說，在目前國內普遍對本土的高教評估缺乏信心，且獨立的第三方評價還沒有健全的情況下，引進國外的第三方評估機構是有其必要性的。“在教育評估的問題上，相較于‘走出去’，‘引進來’的難度要更大一點，但這種難度的背后，依然是我們自己選擇開放還是封閉的問題。如果選擇開放，這些問題是可以克服的。”

事實上，中國高等教育其實是有過“引進來”的先例的。據別敦榮回憶，上世紀90年代，ISO900質量認證體系被引入高等教育領域，相關機構也曾來到中國，為十幾所高校進行了認證。但近20年來，雖然一些高校引入了某些國外的評估標準，但已經很少有國外機構直接為國內高校進行評估和認證了。

“公辦高校在請國外認證機構來華參與認證方面還是比較謹慎的。有少數高校即使基于內部需求作了一些探索，也是在主管部門有意識的支持或默許下進行的。”別敦榮說。

在他看來，高教評估方面的“引進來”是有必要的，但這種必要性是有一定限度的。別敦榮表示，高等教育制度跟企業制度并不完全一樣，前者的文化性因素要更加明顯。“英國大學與美國大學的差別是全方位的。”所以國際合作型的評估更多地是在標準和技術層面上相互借鑒。真正請某個國家去為另一個國家做一個系統化的評估并不現實。“這種評估模式應該發展，但一定要考慮國情。”

對此，儲朝暉也表示，在高校評價方面，歐美國家依然具有相對的領先優勢。我們要盡可能地向一些走在前面的專業組織學習，但這是一個復雜的過程，簡單的標準、項目問題不難模仿，但其背后的理念問題，在短期內卻是很難有大的改變的。

“無論是‘走出去’還是‘請進來’，都是在一些動作上的探索，我們需要在理念上進一步反思。如此，中國的高教評估才能得到更廣范圍的認可。”儲朝暉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