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專家認為，當年“計劃教育”的體制，是與計劃經濟的建立相配套的。但與經濟領域大刀闊斧的改革相比，高等教育領域的“簡政放權”卻很有限
【財新網】（實習記者 閆耘芃 羅瑞垚））“中國大學的種種弊病，乃至‘錢學森之問’，歸根到底要害還是‘計劃教育’和行政化。”全國政協常委、國家教育咨詢委員會委員邵鴻指出，“因此，去除‘計劃教育’，理順政府和學校及學校內部的行政和學術權力關系，是中國高等教育體制改革的必需和關鍵。”
在近日于北京舉辦的“中國教育三十人論壇”第二屆年會上，邵鴻發表了上述言論。他指出，當年“計劃教育”的體制，是與計劃經濟的建立相配套的。隨著計劃經濟體制被打破，教育改革也隨之啟動。但與經濟領域大刀闊斧的改革相比，高等教育領域的“簡政放權”卻很有限。
邵鴻認為，目前“計劃教育”和教育體制“泛行政化”的問題遠未得到根本解決。教育行政部門對招生等學校重要事務的強力控制，和官本位科層制體制主導資源分配的現況，仍根深柢固。近年來，中國高教領域甚至還出現了泛行政化程度增強、行政干預力度加大等在他眼中，教育改革“逆發展”的情況。
“（包括）招生計劃、學科設置、學位授權點等大量辦學事務的審批；從具體課程的設定到形形色色的建設計劃、發展項目等，各種量化考核評估盛行。這對‘教育家辦學’、特色化發展的制約越來越大。”邵鴻說。
雖然教育部于今年11月發布的《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實施情況評估顯示，自2011年起，教育部門陸續推出了高校章程制定、信息公開、大學治理框架建設等一系列改革措施。
但北京師范大學教育學部部長石中英認為，現行的評估體系，仍只強調“高等教育普及率”、“毛入學率”等外在量化指標和靜態發展性指標，對于“教育的法治化”、“多樣化”等標志著“教育現代化發展程度”的內在結構性特征比較忽視。石中英稱，這種評估體系與當前對“教育現代化”目標的理解比較狹隘有關。
石中英指出，由這種評估體系引導的公共教育資源配置，“主要指向各類教育的規模擴張，但沒有指向教育系統的再造”，導致了一種“片面的教育現代化格局”：一方面，國家的教育體系規模不斷膨脹；但另一方面，“教育系統運行的體制機制，依然沒有發生實質性的變化，在相當程度上充滿了壟斷性、等級性、排斥性和壓制性”。總而言之，整個教育體系的活力并沒有隨著其規模的擴張，得到更大程度的釋放。
且在實踐層面中，教育部門的政策在落實上還有“很大差距”。邵鴻指出，實際上大學章程、信息公開辦法的執行情況都不甚理想，往往流于形式；民辦高校與公辦高校的同等待遇遠未實現，甚至出現了萎縮的態勢；鼓勵扶持民辦教育的相關文件遲遲無法出臺，教育領域的法規修改也相對滯后。
石中英認為，總體來說，教育體制改革落后于其他領域的改革。邵鴻也稱，高校體制改革仍處于“初步的和相持的階段”，尤其是高校領導層普遍缺乏改革動力。
邵鴻還認為，高教領域改革的停滯，與中小學教育的改革局面形成了強烈反差。他說，在北師大的教育博覽會上，中小學教改項目“百花齊放，異彩紛呈”，而關于高教改革的項目只有一兩項。
泛行政化催生“申報學”和“指標人”
究竟，中國高教體系的“計劃教育”弊病從何而來？
上海交通大學凱原法學院院長季衛東指出，目前的中國教育出現了“千人一面”的狀況，主要原因是過去在理念上，“側重于培養國家機器上有用的零部件和螺絲釘”；而實踐中，為了實現規模擴張，強調統一標準，行政化成為了一個當然的選擇，而“指標”又是行政管理最好的抓手。
但在行政配置資源的過程中，由于過度強調指標，反而出現了指標的異化，大學出現了所謂的“申報學”和“指標人”等怪象。季衛東解釋，“在大學的實踐中，真正優秀的人才，總有一些地方對不上那個指標。”而那些能滿足所有考核指標的“指標人”，卻未必是真的創新人才。此外，由于科研管理中的“項目制”盛行，還出現了針對爭取科研項目的“申報學”。季衛東指出，“現在我們的老師非常忙，每天都在填各種各樣的表格，做預算、做決算，真正做研究的人未必能得到資源的支撐。”
要讓中國高等教育從同一化走向差異化，季衛東認為，應該賦予大學充分的辦學自主權，適度導入法人治理結構，讓教育能真正面對向對社會的公共需求。另外，還需要大學治理結構的創新，包括完善教育質量評估體系，強化獨立評價機構、媒體等第三方評價機構，而弱化行政評估；加強校務委員會等外部參與，并對人事制度、薪酬制度等進行改革。
尊重自下而上的自主創新
“單靠改革，已經沒辦法撼動目前‘既萬能而又無能’的管理體制。”中國人民大學教育學院教授項賢明指出，在目前的教育體制下，唯有自下而上的創新和自上而下改革并舉，“教育才有出路”。
“說它‘萬能’，是因為它什么都可以管，從我們義務教育該不該做這樣的大事，到我們小學二年級該不該布置家庭作業這樣小的事情，都要由最高管理機關發文件作出規定；說它‘無能’，因為很多重要的教育立法、教育投入的保障、教育規劃、國家教育標準的制定等重要的事情上，卻看不到真正有效的作為。”項賢明說。
他舉例說，大學擴招已經進行了十幾年，卻缺少一個大致的總體規劃；而大學教授在課堂上如何講課，卻又有很多標準去評估是否合格。“今天我們看到的局面是，整個中國大學教學逐漸在中學化，”項賢明認為，由于活躍的教育改革，中學的課堂氛圍更為活躍，而大學甚至已經不如中學。
項賢明認為，目前高教改革的癥結在于，只重視自上而下的改革頂層設計，而忽視、甚至有意地去抑制自下而上的一線教學人員的教育創新。“少了自下而上的教育創新，自上而下的教育改革就不可能取得成功。”項賢明指出。
而改革要取得成效，就必須做到頂層和底層聯動、頂層設計和底層創新并舉，首先就要給大學“松綁”。“教育創新并不神秘，并不高深，我們的老師們、校長們天天在做，”項賢明說，“我們所要做的事情就是尊重、鼓勵、重視這種教育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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