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陳彬

應該看到，我們這些探索遠不是局限于少數人、局限于個人之身，它往往是對一種高等教育規律的有效探索。而無論何種探索模式，都不能缺少對于學生使命感和民族精神的培養。

在中國，“少年班”這一詞匯走進國人的視線是在1978年。當年，在鄧小平、方毅等老一輩領導人的關心支持下，中國科技大學成立了國內第一所招收智力超常兒童的少年班。從此也改變了寧鉑、張亞勤等一批少年天才的人生；1985年，根據鄧小平同志的意見，國內12所高校幾乎同時開設了自己的少年班。一時間，“少年班”成為了高等教育的一個熱門詞匯。

然而30年過去了，曾經“百花齊放”的少年班培養格局早已不在。國內高校中，依然開設有少年班的高校只有中國科技大學和1985年成立少年班的西安交通大學。

今年恰逢西安交大少年班成立30周年。不久前，該校舉行了隆重的紀念活動，其中的重頭戲便是由該校主辦的拔尖創新人才培養高層論壇。在論壇上，圍繞著以少年班為核心的拔尖創新人才的培養問題，各方專家均發表了自己的看法。而在這些發言中，除了為少年班未來的發展“支招”之外，圍繞著更廣泛意義上的人才培養，學者們也各抒己見，其中的一些觀點很值得我們思考。

批判精神：有“破”才有“立”

一提到少年班，人們往往第一個聯想到的詞匯便是高智商的“天才”。但是，對于所謂的“高智商”，我們該如何定義呢？這其實是一個挺復雜的問題。

在論壇發言中，中國人才研究會超常人才專業委員會學術委員會主任伍新春簡要介紹了國際上對于智力認識的演變過程。

據他介紹，國際上對于智力的研究發展可以以上世紀80年代為界分為兩大部分。在上世紀80年代之前，國際上普遍認為，所謂智力就是各種認知能力的綜合，主要強調觀察力、記憶力、想象力、思想能力。“也有的學者比喻觀測能力是智力的窗口，智力的存儲力就是記憶力。”伍新春說。

在上世紀80年代之后，人們對于智力的認識開始深入，并進一步把智力分成分析性智力、創造性智力和實踐性智力三大部分。其中，分析性智力就是我們通常智力所測驗的內容，尤其是對問題進行分析、綜合、判斷、評價這樣的能力；實踐性智力可以被理解為人的常識，或知道如何解決問題的能力。而創造性智力主要是指在智力活動中善于發現和創造新事物。

“根據這一智力論，目前的教育過程當中，我們的傳統學科教學主要強調培養的是分析性智力，怎么發展創造性智力和實踐性智力，是我們需要面對的一個問題。”伍新春說，認知層面僅僅是高智力的基礎，主要是解決的學習能力和獲取知識的能力，但由舊到新的創造力、學以致用的實踐力，在傳統的智力測驗當中是不太重視的。

伍新春表示，有些智力水平很高的人，其批判性卻比較低，這導致其很容易盲從。這種人在我們身邊并不鮮見。“真正的高智力又有高批判性，對他人、對權威有理有據進行批判的話，才有可能‘破舊’；對自己具有高批判性，才有可能在破舊的基礎上去‘立新’。”

“當前，我們的學生已經有了比較高的智力，在這樣一個大前提下，怎么更好地培養學生的批判性，鼓勵學生的批判性，這需要我們認真考慮。”伍新春說。

大學精神：當高中遇到大學

2004年，作為一項重要改革措施，西安交大少年班開始嘗試與中學合作，將少年班第一年的學習安排在中學進行。此舉源于西安交大少年班招收的多位初中學生，第一年在中學讀“預科”，有利于實現其由中學向大學的過渡。位于江蘇省的蘇州中學便是少年班的合作中學之一。在此次論壇上，蘇州市政協副主席、蘇州中學原校長張昕也分享了他的體會。

“當高中遇到大學，人們常常論及的話題不是高考招生，就是銜接教育。”在張昕看來，理想的高中大學銜接教育，不僅僅在于知識層面，更多的應該在于精神層面。

最近一段時間，張昕一直在關注大學精神的話題。“大學應該具備大學精神，但現在是不是每所大學都有自己的精神呢？不一定。”他說，但從另一個角度上考慮，大學應該具備大學精神，那么高中應該具備什么精神呢？由此類推，如果高中應該具備高中精神，那么我們將這種精神“抬高”一點，即我們高中也來追求大學精神，追求不到至少也往這個精神上去努力，這是否是一種比知識銜接更重要的精神銜接呢？

對于這一問題，張昕深以為然。

“當然，我們畢竟還是一所高中，只是追求一種滲透大學精神的高中辦學，但我們如果以這種精神滲透進來，所達到的境界肯定與之前是不一樣的。”張昕坦言，我們不要以為搞點奧賽訓練、開門先修課程、請些教授講學就是大學精神，就是大學境界。大學精神應該是平等之師生、活躍之校園、開放之資源、多元之文化、自主之學習、嚴謹之學術、獨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天下之胸懷、卓越之追求。“我們高中如果也這樣做是不是能做到呢？我覺得只要努力，做不到也是能夠接近的。”張昕說。

民族精神：不能放棄國家使命感

在論壇發言中，西安交大拔尖人才培養辦公室主任楊森講了這樣一個小故事：一次，他的一位同事陪同美國導師到英國劍橋大學訪問，他的導師問：“為什么你們劍橋大學草那么綠？”對于這一問題，劍橋大學給出的回答是：“我們的水已經澆了800年了。”

“這說明國外高校之所以能建立成熟的人才培養機制，其重要原因是悠遠的建校歷史。反觀我們中國大學的發展只有百余年，這導致我們的人才培養不可避免地與國外會有一些差距。”楊森說。

然而從另一角度上說，也正因為如此，高校也擁有了更多進行教育創新的空間。

在論壇之前的西安交大少年班成立30周年紀念大會上，西安交大校長王樹國表示，我們不能指望在中國大地上只有一種教育模式，這本身既不符合人才培養的規律，也淹沒了教育的本質，因為教育的本質是因材施教、個性化教育，讓每個人的個性在群體的步伐當中得到張揚，但它又不是這個群體當中的推動和牽引，這是我們教育應該遵循的目標。

但這是否代表著各種教育模式之間，沒有共通之處呢？至少王樹國并不這樣看。

“應該看到，我們這些探索遠不是局限于少數人、局限于個人之身，它往往是對一種高等教育規律的有效探索。”王樹國說，而無論何種探索模式，都不能缺少對于學生使命感和民族精神的培養。

“無論你的智力是如何超常，最重要的一點是不要放棄這種歷史的責任感和國家的使命感，如果放棄這一條，人們有價值的探索都將付諸東流，作為你個人的才華也會被時代所拋棄，因為沒有將你的才華充分放在這樣一個社會前進的推動力上，每一個人如果不把自己的命運和國家、民族的命運結合在一起，任何努力都是徒勞的，我希望大家明白這一點。”在發言中，王樹國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