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礎研究是創新的供給側（科技界高層談創新①）

——訪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主任楊衛

本報記者　劉詩瑤　趙永新

《 人民日報 》（ 2016年01月22日 20 版）

蔡華偉制圖

“十三五”時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勝階段，2016年是“十三五”的開局之年。

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把創新作為“十三五”時期必須牢固樹立的五大發展理念之首，要求深入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發揮科技創新在全面創新中的引領作用。

“十三五”期間，科技創新怎樣在全面創新中發揮引領作用？阻礙創新的體制機制障礙如何清除、思想藩籬如何拆掉？科研經費如何高效使用？論文造假等學術不端現象如何杜絕？如何為科研人員創造潛心科研的自由空間？怎樣讓知識產權保護不再難，使創新主體的創新勞動獲得應有的收益？

圍繞這些熱點話題，本報記者日前獨家采訪了我國科技相關部門主要負責人，請他們暢談打算，敬請關注。

——編者

基礎研究是創新的供給側，創新是創新驅動的供給側，而創新驅動是經濟社會發展的供給側

在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中，基礎研究能發揮什么作用？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主任楊衛從供給需求關系、新常態下經濟形勢、創新與生產力這三個角度具體說明了基礎研究的重要性。

首先，基礎研究是根本“供給側”。“基礎研究是‘供給側的供給側的供給側’。”楊衛這樣定位。

“基礎研究是創新的供給側，創新是創新驅動的供給側，而創新驅動是經濟社會發展的供給側。”楊衛從“供給”角度出發，對四者關系進行了層級分析。經濟三駕馬車“外貿、投資和內需”的結構比例發生變化，需求側的變化要求供給側作出適應性調整。創新驅動積蓄著長遠發展的原動力，能夠支撐和引領新經濟，屬于“供給側”。而創新驅動由“創新”和“驅動”兩部分構成。創新通常由高校、研究所和企業的專業人員承擔，而驅動則由政府、企業管理層和金融投資者主導。創新涵蓋多種科學研究，而基礎研究是科學之本、技術之源，是提升原始創新能力的根本途徑，是無可替代的“源頭供給”。

“追本溯源，穩固經濟社會發展基石，筑牢國家科學技術大廈，需對基礎研究實行長期穩定支持和超前部署。”楊衛說。

其次，基礎研究是適應新常態的有效途徑。

“用基礎研究引發可產生鏈式反應的科學突破，可延續甚至突破經濟新常態。”楊衛結合經濟新常態特點，強調“用需求牽引發展”。他進一步說明，當前科技創新多呈點狀、分散狀和漸進式，星羅棋布，各自為政。目前缺乏爆發式進步，像“核物理”一樣激發鏈式反應，帶動全局變革。“科技創新在經濟新常態中肩負引領作用，它往哪里領，經濟就向哪里流。”楊衛舉例，正是大數據技術的突破，才帶來“互聯網+”新興產業的迅速崛起。“適應和引領新常態，要靠基礎研究帶來的科技變化，如果真的出現顛覆性的鏈式反應成果，就有可能突破新常態。”

再次，基礎研究是實現創新的最高階段——源頭創新的唯一途徑。

“如果總按別人的路線走，永遠追不上別人，我們要做自己的路線圖制定者。”楊衛認為，基礎研究是實現生產力超車的唯一途徑。他將創新分成四層“階梯”：管理型創新、開發式創新、技術型創新和源頭式創新。這四個“階梯”自下而上，難度增大，對生產力的推動逐級提升。第一種管理型創新，只是從別國引進科學技術，進行管理效率上的創新；第二種開發式創新對別人的技術進行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或集成式創新，但不涉及新的技術突破；第三種技術型創新是突破關鍵性技術，技術是自己的，但沒有涉及科學層面的原理創新，其源頭知識來自他人；而最高“階梯”——源頭式創新，真正是從基礎研究衍生出來，擁有完全自主知識產權的科學突破。

“就像比賽跑步，想要超過前面的選手，就要換一個跑道‘彎道超車’，沿著別人的軌跡追，怎么可能追上去？”楊衛認為，憑借勞動力和管理優勢拿下“世界第一”難以持久，想要實現源頭創新，在科學和技術上領跑世界，就必須依靠基礎研究。

在這種創新發展的歷史機遇面前，科學基金承擔著支持基礎研究和前沿探索、培養人才和團隊、推動學科交叉等重要職責，是全面培養源頭創新能力的主要戰略支撐。

基礎研究數量質量同步攀升，但與發達國家相比差距依然很大

怎樣科學判斷我國基礎研究的現狀？

基礎研究經費投入持續快速增長，2014年達到626億元，十年來年均增長保持在20%以上。研究產出數量與質量同步攀升，科技論文總量連續多年居于世界第二位，2005年至2015年9月，我國論文共被引1287萬余次，高被引論文（引用次數居世界前1%）15011篇，均居世界第四位……楊衛用一系列數字概括了我國基礎研究發展的狀況。

在他看來，這遠遠不夠。基礎研究與主要發達國家相比，整體實力差距體現在“三少”：具有國際影響力的重大原創成果少，引領科學潮流的大師級人物和世界級科學家少，基礎研究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的作用少。

據楊衛介紹，國際科研機構每年用文獻計量學的方法在全球研究地圖中溯源出100個新的爆發點。“前兩年，中國僅有1個‘創新源頭’，2015年也不過只有三四個而已。”

楊衛指出，基礎研究正在進入從量變到質變、從點的突破到全面提升的發展階段。2015年，中國論文的數量占到了世界總數的18.6%，而中國高水平論文（引用率在前千分之一）比重快速上升到世界同類論文的21%，甚至超過了數量占比。中國除了化學、材料、工程等優勢學科之外的領域，也在慢慢開花結果。這些都是基礎研究進入提高期的征兆。

力爭到2020年實現“總量并行”，在投入、產出的總量上與科技發達國家相當

為了縮小差距，基金委提出了與科技發達國家實現“三個并行”的發展目標，奠定躋身創新型國家行列的科學基礎。楊衛詳細解讀了“三個并行”的深刻含義。

“總量并行”，是指在投入、產出的總量上與科技發達國家相當。楊衛指出，基金委對此進行了目標量化，例如在經費投入方面，基礎研究經費占R&D（研究與試驗發展）投入比例爭取由目前的5%左右達到10%；國際合作交流經費達到與合作對象大范圍等同體量。論文總量方面，與美國差距進一步縮小。論文影響力方面，論文總被引用數達到全球第二；有1—3個領域達到第一；前1%高被引論文作者占全球10%；篇均被引數接近世界均值。

“貢獻并行”，指在學科發展主流方向的形成過程中有中國科學家里程碑式的貢獻。楊衛著重強調了“里程碑”的含義。“里程碑式貢獻不一定是源頭貢獻，學術發展是有學術鏈條的，里程碑就是鏈條上的一個個關鍵節點。”他用鐵基超導技術加以說明，雖然其發現的源頭并非來自中國，但中國研發出溫度最高的鐵基超導，并對跟進的研究有優勢的影響力。《科學》雜志評述“在凝聚態物理領域，中國已經成為一個強國。”這就是里程碑式的貢獻。

基金委對“貢獻”也進行了量化規劃，比如熱點研究方面，每年涌現10項左右里程碑式的學科前沿工作；熱點論文排名第二；主導5%以上的學科前沿熱點形成。人才團隊方面，擁有一批具有全球影響力的領軍人才，學科全球前50位科學家占比進入前4名等。

“源頭并行”，是指中國對世界科學發展有重大原創貢獻，有支撐和引領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源頭創新工作。這也就是“創新第四階梯”——源頭式創新的發展目標。

科學基金將加大對源頭創新的扶持力度，爭取面向世界科學前沿每年涌現3—5項具有原創意義的重大成果，形成一批具有學科高地性質的研究中心，產出一批從原創到應用、支撐創新驅動發展的重大成果。

“這‘三個并行’是對我國基礎研究數量和質量水平提升的整體表征，在國家創新能力發展的不同階段，各項‘并行’的實現程度有所不同，是一個積疊、漸進的循序發展過程。”楊衛希望，在2020年實現“總量并行”，于2030年達到“貢獻并行”，并不斷加快“源頭并行”的追趕步伐。

基金委將更加聚焦基礎，更加聚焦前沿，更加聚焦人才

為早日實現“三個并行”目標，楊衛認為應當從資助格局、人才培養和制度管理等方面下大力氣，提高自主效益，盡可能“把好鋼用到刀刃上”。

首先，打造差異化的資助格局。基礎研究領域廣闊、項目眾多，遵循科學規律、加強分類管理是新時期提高科學基金資助效能的必然要求。“一項研究，無論是基于基礎探索還是市場應用，無論是基于個人自由探索還是國家地區意志，無論是希望共享開放還是嚴格保護，都能在科學基金的資助體系內找到位置。”楊衛強調。

因此，針對不同類型的基礎研究，科學基金實施差異化的資助。對于好奇心驅動的基礎研究，充分尊重科學家的學術敏感，擴大自主選題空間，鼓勵自由探索；對于體現國家重大戰略目標的基礎研究，引導科學家在關系國家發展命脈的戰略必爭領域攻堅克難；對于面向全球性挑戰的基礎研究，科學基金會推進高水平國際合作，用好全球創新資源，服務人類進步；對于滿足區域或行業發展特殊需求的基礎研究，科學基金會發揮“育種”作用，加強與地方政府、產業部門的協作，通過指南引導科學家深入研究，促進知識創新體系和技術創新體系有機結合。

人才，是科學基金“十三五”規劃中屢屢被提及的字眼。“創新的主體就是人才”。青年科學基金、地區科學基金、優秀青年科學基金、國家杰出青年科學基金、創新研究群體、海外及港澳優秀學者項目、外國青年學者研究基金……在楊衛看來，對人才的扶持基金數目很多，但是急需完善資助譜系，優化支持機制：一是理順人才成長鏈，在支持數量和強度上達到優化配置；二是促進人才支持公平化。最大限度避免“很多項目重疊交叉，常出現一個人同時申請到很多基金支持，但有的人卻一分錢也拿不到”；三是力避用“行政級別”的方式設立人才層級。“如果根據類似于行政等級的方式劃分人才層級，很可能支持不到真正有才的人。”他建議適應不同年齡、不同職業生涯階段人才成長規律，發展多樣化人才資助模式。

通過三個“更加”，讓資助更有效。“更加聚焦基礎，更加聚焦前沿，更加聚焦人才。”他介紹說，除了繼續加大經費投入，還要著力從內部管理入手，“建設評審制度公正、績效回報豐富、全球視野開闊、管理服務高效、資源總量宏大、資助譜系多樣”的卓越科學基金管理機構。例如，科學基金已經對資助經費進行調整，將經費劃分為直接經費和間接經費，間接經費與受資助單位的信用等級直接掛鉤。

“簡單說，在將來，一個依托單位的信用等級越高，就能配套得到越大比例的間接經費。”楊衛解釋道，而信用等級和財務管理水平、學術誠信記錄、項目評審結果、公開提交報告相關，這也是科學基金進行誠信約束的手段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