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報問兩會

八問：高校治腐如何防患于未然？

■本報記者 陳彬

據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公布的數據，2015年國內高教領域共有42所高校的66名管理者被通報，其中至少有9人已被“雙開”。微小的數字，卻足夠刺眼。

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北京大學校長林建華與吉林大學校長李元元均對媒體表示，不認同“高校腐敗”的說法，不能因為少數人而否定多數人。

對公眾來說，高校這方凈土著上越來越多的污色，似乎已成趨勢。同時，高校治腐繼續吸引了代表委員們的高度關注。

高校：腐敗“重災區”？

在我國，高校長期以來被認為是一個“清水衙門”，似乎和腐敗等毫不相干。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上世紀90年代末。

據全國人大代表、華中師范大學教授周洪宇介紹，當時，國內高校開始了一輪加速發展，尤其隨著大量新校區的建設，國家對高校在基建和后勤方面的投入日益加大，高校也開始頻繁參與市場經濟。

與此同時，高校的管理還長期停留在計劃經濟時代，權力監督機制沒有及時有效地跟進，于是導致了腐敗的大量出現。

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檢察院曾對1998~2008年教育系統職務犯罪案件進行調查和分析，結果顯示，發生在高校的案件達46件，涉及55人，占到教育系統職務犯罪案件總數的85%。

事實上，就在近幾年高校頻頻爆出腐敗丑聞的背景下，已經有輿論將高校列為國內腐敗的“重災區”，有人甚至直言，正是因為腐敗，“象牙塔”才會垮塌。

然而，事實真是如此嗎？

早在去年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委員、復旦大學教授葛劍雄就曾被媒體問及高校腐敗問題。當時，這位素有“葛大炮”之稱的學者態度十分明確——高校絕不是腐敗重災區。今年兩會期間，葛劍雄在接受《中國科學報》記者采訪時，這一觀點依然沒有任何改變。

“很多人認為高校是一個特殊的機構，應該是與腐敗‘絕緣’的。但事實上，高校作為社會一分子，本身并沒有特殊之處。社會上有什么，高校也就有什么。”葛劍雄說，更何況現在并沒有任何權威數據可以說明，高校的腐敗程度要高于其他機構。

“公眾一方面希望大學要走向社會，要產業化，教授的研究成果要應用于市場，但腐敗案件發生時，又回過頭質疑大學不是一塊凈土。”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全國人大代表、貴州大學校長鄭強也認為，社會對大學的“雙重”期盼，是高校在腐敗問題上陷于輿論場尷尬境地的重要原因。

不論高校是否已經是腐敗“重災區”，但有一個事實是無法回避的，那就是腐敗已經成為阻礙高校發展的重要障礙。對此，我們又該做些什么呢？

監督：一個“靈活性”問題

在采訪中，針對高校反腐，全國人大代表、西北大學副校長高嶺給記者作了這樣一個比喻。

“比如高考招生，過去也有一些尚待改進之處，但現在這種情況已經很少了，這是因為我們的整個招生過程更加開放、透明。我們借助一些手段，使整個考試招生體系更加健全，相應的問題也就少了。”高嶺說，這一現象也給我們帶來了一些啟示，要想避免高校腐敗，重要的還是進行制度上的調整，在職責劃分和職能調整方面多下功夫。“目標應該是使我們的制度更加開放、透明和規范。”

加大制度建設也是葛劍雄給高校腐敗開出的一劑藥方。

“高校部門通常除主管領導外，一般教師對高校涉及經濟的事務既不關心，也不明白。這就給人以可乘之機，高校的特殊性也就在于此。”葛劍雄說，正因為如此，高校才更需要建立監督體制。

“主要問題還是缺乏必要的監督，地方政府不監督，高校內部又缺乏監督機制，才導致腐敗出現，最主要還是要加強制度建設，對經濟權利加以監督。”葛劍雄說。

需要注意的是，近幾年隨著“八項規定”的深入執行，對高校腐敗的監督力度已經在加大，在采訪中，全國人大代表、中國工程院院士、北京交通大學教授王夢恕坦言，加大監督是必要的，但也需要把握一個“靈活性”。

“一些政策的主觀監督意圖是沒有問題的，但在客觀上，過于死板和苛刻的監督條款可能影響某些正常的科研活動。”王夢恕說，比如在與其他科研機構聯合開展科研活動時，之前一些經費可以直接打給對方，但現在這樣的行為可能就不行了。而這會影響科研合作的開展。

“這導致的結果就是，有些研究項目老師們就不搞了，或者不跟別人合作了；有些錢就不花了。這其實很影響大家的科研積極性。”王夢恕說，我們需要明確的監督體制，但這種體制不能定得過“死”，需要考慮一些實際情況。

理念：防患于未然

必須承認，近幾年來，國內高校制度建設其實已經取得了一定的成績，而在這些措施中，很多都對高校腐敗具有一定的遏制作用。

比如2014年年底，教育部曾集中公布了國內47所高校的大學章程，其中超九成高校在章程中提出要設內部紀檢機構。2014年，教育部公布《高等學校學術委員會規程》，明確了學術委員會在學校學術組織體系中的核心地位和最高學術機構的定位。

高嶺表示，長期以來，在國內高校的學術決策過程中，行政力量參與過多。學術委員會的規范，其意義就在于把大學的學術決策權還給學者自己，使權力的使用更加規范化。從這個意義上講，學術委員會對于遏制高校腐敗也是有作用的。

然而，僅僅制度上的建設是不夠的。

在高嶺看來，對高校腐敗的遏制要體現在兩個層面，一個是在治校的過程中，嚴格遵守已有法律和規章制度，但除此之外，我們還需要向高校全體人員灌輸一種“依法治校”的理念，并在理念的指導下推動學校的各項工作。

“我們處在一個改革發展的大好時期，總是會有很多新現象、新問題出來。因此，制度建設要不斷完善，但卻很難盡善盡美。”高嶺說，這一現狀正體現了理念的重要性。“有了正確的理念和意識，即使有些制度并不健全，也會自覺地按照規范化的程序來做，也可以避免很多問題出現。”

對此，王夢恕也表示，“防患于未然”要比抓多少個“貪官”重要得多。

“先教育，從思想意識上做通大家的工作。”王夢恕說，而在這方面，一些法律機構要發揮更多作用。“希望法院、檢察院等機構能夠進入高校，將法律意識帶到校園里來，另一方面也提升教職員工對法律條文的理解程度。這恐怕要比單純地抓‘貪’更有意義，也更利于學校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