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小立
最近，又見有媒體在議論“論文至上”的問題。這個問題本來極易辨別，或可稱正、誤一目了然，無須再這樣耗費筆墨，但有些看起來容易解決的事情，訴諸于實際，卻往往不容易解決。
不容易解決，不是有關部門沒有動作，而是因為這些動作往往以其他替代的方式實施，結果成了變相消解真問題的“假動作”。這個“假動作”一般又以“改革”的名義出現，因而就形成了類似吳敬璉先生所說的“改革空轉”。
造成“論文至上”局面的原因，今天看來，主要有兩個：一是行業等級的意識，二是“大而全”的思維。
行業等級意識是天然地承認行業之間有高貴與卑賤之分，因而不顧現代社會分工的合理性，硬把不同行業的標準統一成一個標準。以“教授”職稱為例，從上世紀80年代的“教授級高級工程師”，到90年代中小學教師里評“教授”，再到新世紀以來大量的行政官員、公司高管在大學充任“兼職教授”“特聘教授”，這種泛濫局面的產生，就是因為在許多人眼里，“教授”仍是一個內心向往的至高榮譽，因而被制度化地確認和放大，成為社會的時尚。
問題在于，都成“教授”或都想成“教授”就必然要撰寫論文、論著。大學教授在教學以外，不從事研究，不將研究所得撰寫成論文，與同行交流，供同行參考，還能干什么？不在大學中全職工作的人員一旦成了“教授”，自然也有義務和責任從事研究，進而撰寫和發表論文。我們在學術期刊上經常看到具有領導頭銜者發表的長篇論文，再聯想到他們日理萬機，整日地開會，出席各式各樣的活動，不由得感嘆他們充沛的精力。他們應該也是在盡“教授”的義務。
這部分大學的“編外人員”當然不如大學內的從業者多，發表的論文也不可能多于大學內的從業者，但日積月累，數量仍不算小。
應該說，“大而全”的思維與行業等級意識并無本質的差異，它也是由忽視正常的社會分工而引發的。“大而全”看上去是求“大”或求“全”，但實際上，“大”和“全”都只體現于外在的規模上，整個社會并沒有形成多重價值和多向追求，或者說不能真正體現“行行出狀元”。
有此“大而全”的思維就不難理解“全民寫論文”局面的產生，以及發表論文對學者、教師和學生以及幾乎所有事業單位的工作人員產生的巨大影響。因此，從邏輯上說，要解決“全民寫論文”以及“論文至上”的問題，自然是要從改變思維和意識入手，并且將新的思維和新的意識轉化成機制，以便落實。
不過，近來批評“論文至上”者，卻仿佛未從此考慮。不僅是媒體，一些教育工作者也現身說法，以大學是教育機構的名義，將論文貶得一無是處。甚至面對一些學術期刊出現關系稿和買版面的現象，經常發表論文者與總不發表論文者相比，后者反倒成了守身如玉的誠實正直之士。這種由“論文至上”到“論文至下”的矯枉過正傾向明顯在加快“改革空轉”的速度。
其實，論文本身并沒有錯，錯在我們看待論文的方式。以當下大學最普遍采取的方式來看，如果僅以期刊的級別論英難，等于把雜志社當成權威；如果以數量為標準，就等于是人人都可以當裁判。這兩種情況，嚴格說來，都是外在的衡量，仍然屬于外行考核、外行評判內行的行政化行為。
外行考核和評判自然無法確定論文內在的質量，即使是由行政部門外送進行同行評議，最后掌握決定權的仍然是外行。因此，在目前職稱評定中，多數晉升者也只能連呼幸運而已。
一方面是濫用一刀切，把復雜的事情簡單化；另一方面是設置多道門檻，把簡單的事情復雜化。
雖然各校的具體情況不同，但經歷過職稱評定、獎項申請者都不難體會到論文的軟弱，因為論文在其中起到的作用遠沒有想象中那么大。它不過是最基本的要求，表格上還有課題經費、獲獎、學位、海外經歷等等本來可以被論文所代表的項目，它們借助“綜合考察、全面衡量”的名義堂而皇之地考驗申報者的承受力。
論文（論著）在大學教師和科研人員那里之所以應該具有一席之地，是因為對人文學科、社會科學以及理工基礎學科的學者來說，其學術研究主要是通過論文（論著）的形式出現，其學術水準也體現于論文（論著）之中。只要秉持質量為本的原則，并且在操作過程中，嚴格按照學術標準執行，以論文作為衡量標準，比節外生枝式的所謂“綜合考察、全面衡量”要公平、公正和簡單合理得多，被吐糟的幾率肯定也會小得多。
如若取徑于此，也不至于讓改革繼續空轉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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