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論上工資應反映一個人的勞動價值，但實際操作上，很難做到這一點。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工資既要有表現勞動者技能及素質方面的因素，還要有市場需求方面的因素。舉個最簡單的例子，當國內的高等教育比例很少時，大學畢業工程師的工資收入，就一定比普通工人高。但當大學教育逐漸普及，人人都不想做體力活，這時，有可能搬運工的收入，比坐辦公室的工程師收入還要高。
相對而言，現在高校教師的工資已得到較大提高。記得1990年前后，應是國內知識分子工資最低的時候，也是典型的所謂搞原子彈的收入，不敵煮茶葉蛋的時期。記得我當時的工資只有120元/月，而當時在學校菜市場，一個菜販的收入應該有1000－2000元/月。雖然媒體上也在宣傳要提高知識分子的社會地位，但捉襟見肘的生活，知識分子也就不可能體面起來。記得有一次聽到兩個菜販的對話，一個菜販對另一個菜販說：你怎能拿這么高檔的食品到這里賣呢？你別以為他們大學老師了不起，其實他們都是窮人，這些高檔的東西沒有人買的。二十多年過去了，我們的工資差不多上漲了100倍，而菜販們仍象以前一樣操勞，他們的收入也應該有所增長，但大約只漲2－3倍，上漲的幅度比我們少多了。
在知識分子低工資難以忍受的上世紀90年代前后，大量知識分子在那段時間下海。記得當年我們研究所的老所長，將他的得意門生博士畢業后送到美國讀博士后，然后讓其回到所里，很快晉升為教授，并準備培養他做未來的所長。當時香港大學的教師工資，差不多是我們內地教師工資的1000倍，再美好的前景也抵不上到手近1000倍的工資收入，他還是離開我們研究所到香港的大學任教了。我也在1990年到廣州寶潔有限公司工作，記得到寶潔公司支付的第一個月薪水是我在大學工資的15倍。我從農村出來，也經歷過經濟困難時期，從小就養成節約的習慣，從此我終于擺脫了錢不夠花的囧境。到了寶潔公司后，慢慢地了解到公司內部工資差異，員工來源地區不同，工資的差異是比較大的。一個香港人的工資，是大陸人工資的十倍，而一個美國人的工資，又是香港人工資的十倍。聽說，當年寶潔公司的美方經理也覺得工資差距太大不合理，也想再提高部分大陸員工的工資，但當時中方高層經理，考慮到寶潔的工資已比國內的其他企業工資高出許多，工資差距太高，可能引起其它麻煩，故中方高層經理反而反對給中方的員工漲工資。寶潔公司聘請我，是想讓我代替原來請的一位新加坡人所負責的技術工作，那個新加坡人，因與公司的大老板發生爭執而被公司開除了，原來公司給他的年薪高達8.8萬美元，當時人民幣與美金的匯率大約8.0，寶潔聘請我，我對工資已很滿意了，寶潔仍節省了一大筆開支。
從1985年設立第一個教師節，強調要重視知識，重視人才，但知識分子在1985到1990年之間，工資漲幅極其有限，導致90年代初大量知識分子下海。工資真的開始上漲，應該從90年代初開始的。到了90年代中，我又回到學校讀博士，后來又做老師。我在讀博士期間，由于我主導建設了廣州寶潔有限公司的表面活性劑原料生產的技術系統，公司繼續聘我為其技術顧問，我的工資繼續發放，并希望我博士畢業后能回到公司去工作。博士畢業后，我沒有選擇再回寶潔，雖然那時回學校的工資比外資企業低，工資要減少，但學校有那種自由的研究氣氛，自己有什么新想法，立即可以試一試，而在外資企業，他們并不需要我們有自己的想法，他們只需要“follow up”，這是我難以接受的，我寧愿留在工資待遇稍低的學校里任教。我應是那種比較少的，下海見識過賺大錢，后來又真正爬上岸的人。
高校的工資，這些年來，還是有長足的增長，但與相對工資比較高的一些企業比起來，差距仍是明顯的。差不多十年前，一幫原來寶潔公司的經理，聚在一起，他們大部分都離開了寶潔，到其它企業工作，除了我以外，他們中最低的年薪都高達80萬元。每年總收入超過12萬元就要填寫個人收入調節稅的確認單，今年初稅局給我反饋的去年總收入，也還沒有十年前那些留在外企做經理的最低年薪的一半。在這些費用中，學校給的工資及獎金占一半左右，另一半應是我到各處做專家等的勞務費。
學校的工資不算很高，但我對目前的收入是滿意的，我們有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有一幫研究生與我一起開展自己感興趣的研究工作。象我們，房子等大綜消費的支出已不需要了，而拿到的收入年年仍有增加，年年都有結余，知足常樂，若我還抱怨工資低，是有一點點不好意思。但想起我剛留下來做教師的那幾年，那種捉襟見肘的囧境，我仍記憶猶新。其實真正需要錢的是剛畢業留校做老師的年青人。結婚，生孩子，買房子每個都需要花大錢，而工資有限，能拿到的專家費也不多，這是最需要特別關照的時候。現在的高房價，更是逼得年輕人當“啃老族”，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值得大家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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