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圖說明：演講結束后，天野浩教授在現場拍照留念。攝影：唐淳

文|解放日報·上觀新聞記者 王閑樂

LED是發光二極管的英文縮寫，這個詞對于我們來說并不陌生，生活中隨處可見LED燈的身影。但你知道嗎，早在上世紀中葉，紅色、綠色發光二級管便已問世，但要將發光二極管用于照明，還必須發明藍色發光二極管。因為只有紅藍綠三原色，才能產生照明用的白色光源。無數科學家前仆后繼，投入到藍色發光二極管的研究中。

直到1989年，在日本名古屋大學工作的物理學家赤崎勇、天野浩才首次研發成功。上世紀90年代初，美籍日裔科學家中村修二也研制出了藍色發光二極管。與名古屋大學團隊相比，他發明的技術更簡單，成本也更低。他們三人也因發明“高亮度藍色發光二極管”榮獲2014年諾貝爾物理學獎。諾貝爾獎評選委員會對這項發明給予極高的評價：“白熾燈點亮了20世紀，21世紀將由LED燈點亮。”

3月11日下午，應上海市人民對外友好協會和上海市白玉蘭獎獲得者日本聯誼會的邀請，天野浩教授來到上海，在科學會堂國際會議廳舉行了一場名為“照亮世界的LED——寄語中國年輕基礎科學研究者”的演講。

在演講中，天野浩分享了自己研發藍色LED中面對的挑戰，暢想了未來LED開發的前景，并對中國的年輕基礎科學研究者表達了自己的期望。

2014年諾貝爾物理學家得主天野浩教授在上海科學會堂國際會議廳舉行主題演講。攝影：唐淳

演講結束后，解放日報·上觀新聞記者采訪了天野浩教授。

從來不是“學霸”，沒想到能獲諾獎

雖然在那幾年，“高亮度藍色發光二極管”獲諾貝爾獎的呼聲一直十分高漲，但天野浩始終認為，諾獎和自己沒有關系。在演講中，他稱自己的老師赤崎勇“非常有名氣”，中村修二為“超級名人”，而在自己的照片上，他用中文打上了“完全沒有名氣”幾個大字。“那時日本媒體對我的要求是，在我的老師獲獎之后，作為學生發表幾句感想。”

所以，天野浩完全沒把2014年諾貝爾物理學獎放在心上。揭曉時，他正在名古屋飛往德國法蘭克福的飛機上。機上沒有廣播，到了機場后，他發現自己收到了很多祝賀郵件。“但是這些人啊，都沒說為什么祝賀我，所以我就當垃圾郵件刪了。”隨后，他在機場轉機前往法國里爾參加一個學術會議。

從早早守候在里爾機場的日本媒體口中得知自己獲得了諾貝爾獎，天野浩大吃一驚。應主辦方邀請，天野浩臨時準備了一場演講，不過他說，自己當時暈乎乎的，完全不記得講了些什么。“我就記得，名古屋大學的理事告訴我，回來的時候可以坐商務艙了。”

看起來，天野浩真的沒把獲獎當回事。回到日本后，他便去參加了學生的婚禮，又耽擱了2天才回到研究室。這時，他才發現有一封來自諾貝爾獎評選委員會的郵件。“郵件警告我說，你電話打不通，郵件也不回，這樣下去我們就只能取消你的獲獎資格了。”

嚇了一跳的天野浩，急忙給諾獎評委會打了電話，因為是周日，所以無人接聽。第二天一早，他又打了一個，還是無人接聽。“我想了很久，突然反應過來，瑞典和日本是有時差的。”

“各位年輕人，一定要早早做好得獎的準備，千萬不要像我一樣。”天野浩這樣告誡年輕的科研工作者。

天野浩在演講結束后，接受媒體采訪。攝影：唐淳

即使到現在，天野浩依舊認為，自己在科研上談不上什么天賦。他告訴解放日報·上觀記者，自己從來就不是什么學霸，從小學開始就成績平平。“小學和初中幾乎都在玩，沒怎么學習，高中時就讀的也不是當地最好的高中。”天野浩回憶道，只不過，高中時他突然對數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我想，其他人在數學方面應該都比不上我。”

享受科研的樂趣，一年工作364天

天野浩讀大學時，國際上對藍色LED的研究正好陷入了一個瓶頸期。如何提取高純度的氮化鎵，是攻克藍色LED的關鍵，也是困擾所有研究者的難題。天野浩對這項研究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那段時間真是忙碌啊。”天野浩回憶道，1982年本科畢業后，他進入了赤崎勇的研究室，專心從事藍光LED的研究工作。“每天10時左右到實驗室，夜里2、3時才回來休息。”天野浩說，一年365天，他大概花了364天在工作上。

“辛苦嗎？不，我當時非常享受，一點都不想做別的事，這可是我的夢想。”從本科四年級開始的3年間，他全身心投入到氮化鎵結晶的提取上，卻一無所獲。此時，天野浩的家庭不再給他提供學費，若不是獲得了獎學金，他都沒錢支付讀博士的費用了。“不僅是我，整個實驗室都沒錢了。”購買實驗裝置需要約1億日元，但當時實驗室的經費只有300萬日元，無奈之下，他們只好自己動手制作實驗裝置。

因為專注于這一項研究，天野浩沒能在讀博期間發表3篇學術論文，也就不能畢業。但導師赤崎勇依舊邀請他，在實驗室中擔任助教，這才讓他得以繼續自己的研究。

在最困難的時候，天野浩說，赤崎勇就像大海中的羅盤一樣，指導著他前進。赤崎勇也是一位執著的研究者，最初，他在一家企業的研發中心工作，但該企業的領導不愿再為藍光LED這個項目投入資金，便勸他放棄。于是，赤崎勇便轉到名古屋大學繼續從事研究，并提出運用MOVPE（金屬有機化學氣相沉積系統）來提取氮化鎵，這個方法后來被證明是有效的。

“博士首先要是一個紳士。”天野浩說，這是赤崎勇常常告誡他們的一句話，“老師的意思是，不論做什么事情都不要放棄，一定要做到最好。另外就是，平時不管面對誰，都應該彬彬有禮。”

寄語年輕科研工作者，迷茫時想想為何出發

努力終于有了回報。上世紀80年代末，研究室突破了技術上的壁壘，提取出了高純度的氮化鎵。“我那時候特別高興。”天野浩說，“當時我應邀到北京參加一個冷光LED的研討會，我覺得自己的研究成果被大家承認了。”在隨后的晚宴上，開心的天野浩喝了個酩酊大醉，以至于他現在除了記得那晚喝的是茅臺酒之外，其他事情都想不起來了。

從本科到博士，天野浩花了十多年的時間，才完成藍光LED的研究。在他看來，24到30歲是從事科學研究最好的年華。“年輕人就應該趁著這個時間，多投入做些研究。”今年57歲的天野浩坦承，隨著年紀的增長，他已經無法像年輕時那樣瘋狂地投入工作。如今，他多以導師的身份，指導學生做實驗。

“科研工作持續時間很長，充滿未知數，也不知道能不能出成果。對于年輕人來說，常常會有一種迷茫的感覺。”天野浩說，“這時你們一定要想想，當初是為了什么走上科研這條路。就算獲得了諾貝爾獎，也不意味著這條路走到了盡頭。”

他說，自己最初癡迷于藍色LED的研究，其實是想將其應用到顯示器上，這也是他堅持下來的動力。“科學工作者就是為了世界的進步而努力。”天野浩說，“科學和技術是消除貧富差距和恐怖主義最好的手段。就像LED一樣，它改變了世界，而且還有更加廣闊的前景。”

不過，改變世界有時也會帶來煩惱。在采訪中，有這樣一段對話。

“我之前來過上海，還坐游輪觀賞了黃浦江的夜景。”天野浩抱怨道，“可是兩岸的燈太亮了，完全沒有夜晚的氣氛。”

一旁有人提醒：“這都是拜您的發明所賜啊。”

“哎？說的也對。”天野浩攤了攤手，一臉無奈。

叫好科創中心，要讓人才能投入到長期研究中

進入21世紀以來，日本17年間在自然科學領域共有17人獲得諾貝爾獎，這個成績在同時期僅次于美國，位居世界第二。但在天野浩看來，其實繁榮背后，隱憂一直存在。

“大家都在說日本的科研有多好，其實我覺得，中國現在的科研制度比日本要先進。”天野浩說，他雖然沒有留過學，但和歐美的大學有過合作，所以能感覺到日本的高等教育過于寬松。

演講現場，來自滬上高校的大學生與天野浩進行交流。攝影：唐淳

在他的實驗室里，也有一些來自中國的留學生。接觸之后，他發現，中國的學生掌握的知識非常扎實，但是做實驗的能力有所欠缺。但只要度過了一段適應期，他們的表現就會非常出色。“和歐美，包括現在中國的一些大學比起來，日本的大學教育簡直可以用放任自流來形容。”

同時，越來越多的研究傾向于應用科學，也令天野浩十分擔心。“在30年前，日本的很多企業都有自己的中央研究室，但由于經濟不景氣，現在它們大多去從事應用型研究了，基礎研究的任務落到了大學的頭上。”他坦言，基礎科學研究十分重要，對社會的貢獻不比應用科學差。

“好在現在日本也認識到了這個問題，設立了專門的經費，可以讓科學家自由支配。雖然現在數額還不多，但在不斷增加。”

當記者告訴他，上海的城市規劃中有個目標是“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創中心”時，天野浩連聲叫好：“這是一個非常好的規劃。”他提出，科創中心在預算、人才、設備方面要有比較完善的體系，其中人才是最重要的。

“要有一定的保障制度，讓人才有精力投入到長期的研究中。”天野浩說，“對年輕工作者來說，長期研究是非常艱難的。缺少保障的話，會讓想做研究的人越來越少。”

（文中圖片均由上海市人民對外友好協會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