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東京１１月２３日電 專訪：培養諾獎得主需要哪些要素——訪日本科學技術振興機構理事長浜口道成
新華社記者華義
日本科學技術振興機構（ＪＳＴ）理事長浜口道成日前接受新華社記者專訪時表示，日本近些年獲得了不少諾貝爾獎，獲獎的背后有著不少要素，這跟科學家們堅定的科學精神、良好的師承關系以及有關部門和機構為年輕研究人員發揮能力提供條件密不可分。他強調了給科研人員創造一個長期穩定研究環境的重要性。
浜口道成是畢業于名古屋大學的醫學博士，２００９年至２０１５年擔任名古屋大學校長，２０１５年１０月起擔任ＪＳＴ理事長。浜口道成長期從事醫學研究，又擔任過大學校長，對日本科研體制非常熟悉。他向記者講述了日本科學家屢獲諾獎的“秘訣”。
２１世紀以來日本共有１７人獲得諾貝爾獎，浜口道成說，其中有６人畢業或任教于名古屋大學，他們的共同點就是對研究工作抱有強烈信念和奉獻精神。科學研究是非常孤獨的工作，有時投入一生也可能沒有回報。
今年的諾貝爾獎得主、７１歲的教授大隅良典在研究取得初步成果時，從政府獲得的科研經費每年僅數百萬日元。他１９８２年首次獲得約１００萬日元的科研經費。同等金額持續了一段時間，１９８８年發現本次獲獎的細胞自噬現象時，科研經費為４２０萬日元。１９９０和１９９５年甚至沒能獲得經費。但他在自己的研究道路上一走就是４０年，不曾動搖和改變。
浜口道成說，從名古屋大學的情況看，好的導師能夠給予研究人員正確的引導，再加上年輕研究人員克服各種困難的努力，最終取得了諾貝爾獎。兩位諾獎得主益川敏英和小林誠都是著名物理學家坂田昌的學生；著名化學家平田義正的學生野依良治和下村修也先后獲得諾獎；赤崎勇和天野浩是一對師徒，同時獲得了諾貝爾獎。
他介紹說，２５歲的天野浩還是２年級研究生時，就在赤崎勇教授的指導下發明了氮化鎵晶體，這讓他們后來獲得了諾貝爾獎。天野浩說當時他們經歷了１５００次的研究失敗，但一直堅持下去；赤崎勇讓他別放棄，始終相信他的能力。兩人互相信賴，對研究的信念和熱情使他們最終獲得成功，這在其他幾位諾獎得主和他們的導師身上也同樣存在。
對于名古屋大學為何會誕生這么多諾貝爾獎得主，濱口道成認為，和日本其他老牌大學相比，名古屋大學相對年輕，其特點是“自由豁達”，非常尊重每個人的想法。名古屋大學聚集了很多不尋常的人，重用年輕研究人員，給年輕研究人員、女性研究人員及留學生創造機會。因此名古屋大學的女性研究人員比例很高，留學生研究人員也很多。
濱口道成說，日本有一個“世界頂級水平研究據點項目”（ＷＰＩ），以高水平的研究人員為核心建立世界頂尖水平的研究中心，各個大學選擇一些頂尖研究小組向國家申請經費預算。入選ＷＰＩ項目的研究團體水平很高，其他大學基本上都是以有名的教授為核心組成團隊，有些教授６０歲左右。而名古屋大學決定其ＷＰＩ團隊核心人才不超過４５歲，這樣精力旺盛的團隊如今在ＷＰＩ中獲得很高評價。
濱口道成還說，赤崎勇和天野浩成功的原因就在于“沒錢”。因為沒錢所以需要自己動手制作實驗器材或使用其他研究室廢棄的實驗器材，正是在制作實驗器材過程中發現了獨特的氮化鎵結晶方法。而如果全部使用現成的實驗器材，就不可能發現新實驗方法。中國有句成語叫做“塞翁失馬”，壞事可能成為好事，科學研究也是一樣。
大隅良典今年獲得諾貝爾獎后關于基礎科研經費不足的呼聲受到關注，濱口道成說：“日本基礎研究的經費投入減少本身不是問題，問題是不能給予研究人員長期研究的條件，我最擔心的是這一點。”
他說，現在日本研究機構中任期制的崗位增多，通常５年期比較多，為延長任期或到其他地方就職，必須在４年內拿出研究成果。而在就職第一年幾乎不能完全投入工作，也就是說要在３年內寫出論文，但生物學工作并不是寫出論文就是終點，有時還另需２年進行深入研究，５年任期就不能做比較重大的研究。這種要在短期內拿出研究成果的情況在日本比較多，十分令人擔心。
關于基礎研究經費問題，他說，感覺日本投入經費多了，卻出現篡改論文數據等學術丑聞，特別是一些有名的、能拿到很多經費的研究人員。現在日本必須認真思考學術不端問題，如果沒有對研究人員的職業道德培訓，幫助其抵御成名獲利的欲望，那么投入越多錢可能結果越會跑偏。因此科研道德教育比投入金錢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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