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圍繞“堅持創新引領發展，培育壯大新動能”，要“改革創新科技研發和產業化應用機制”“提升科技支撐能力”。而發達國家和我國的實踐都表明，加快形成“使命導向”的戰略科技力量體系，建構起引領未來的“新型舉國體制”，對于強化原始創新、加強關鍵核心技術攻關具有十分重要的戰略意義。
宏觀上，使命導向的戰略科技力量體系，是體現國家戰略意志，為未來產業提供“首個大買家”、創造未來市場的戰略支撐。眾多研究指出，美國硅谷的興起，正得益于美國國防部對半導體產業的早期支持和持續投入。中觀上，使命導向的戰略科技力量，是興趣導向的前沿科學探索和愿景導向的產業技術創新之間的關鍵橋梁。歐美以使命為導向，組建了一系列國立科研院所或國家實驗室。這些機構在研發上發揮著大學和企業所不能、不擅長的關鍵作用——支撐國家戰略�；谧陨淼莫毺貎瀯�，這些機構通過組建多種形式的聯盟組織，積極面向產業和市場提供研發與創新服務，有效推動技術集成，促進成果“熟化”和轉化，成為大學與企業之間的橋梁。微觀上，使命導向的戰略科技力量，是引領未來舉國體制下組織創新的“試驗田”和“示范線”。為了應對蘇聯太空競爭中先發優勢的挑戰，美國強化了以國防部高級科研局為代表的使命導向的戰略科技力量體系。日本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推行“獨立行政法人”制度，推動科研院所改革。
當前，我國加快建設使命導向的戰略科技力量體系，既面臨著新科技革命與產業變革的重大機遇和嚴峻挑戰，又面臨著深化科技體制改革的現實要求和加快融入全球創新網絡的戰略需要。為此，亟待以改革魄力、創新勇氣、戰略思維、超前理念來部署和推進相關工作，核心在于調動各類主體的能動性。
一是明晰使命導向，著力管理創新，解決“為了誰”的問題。要把國家戰略需求落實到部門職責上，落實到管理機制中（如探索“項目官員”制），將國家戰略意志具象化、實操化。要將國家戰略需求有效地分解轉化，與企業家參與全球市場競爭的雄心壯志、科學家探索未知無盡前沿的鉆研精神實現有機融合，把戰略共識轉化為塑造未來的共同行動。著眼于國家安全和國家發展雙重目標，不斷提升軍民融合促進科技創新的廣度和深度，從供給（如財稅支援）和需求（如創造領先市場）兩方面為戰略科技力量發展提供強有力支撐。
二是明確責權關系，強化組織創新，解決“誰是誰”的問題。國家實驗室可探索實施理事會領導下的主任負責制，建構起使命為牽引、責任為基礎、章程式管理、機構型資助、中長期激勵、第三方評估的治理體系。切實落實高校院所自主權，深化現代大學制度、現代科研院所制度改革，完善微觀科研組織的現代化治理結構，從根本上解決“所有者不到位”“管理者不敢為”的問題，支持高校院所從被動等待企業挖掘的科技“資源”，轉向主動促進成果轉化的創新“引擎”。
三是秉持生態思維，促進機制創新，解決“誰來實施”的問題。要促進創新涌現，就必須激活創新網絡、優化創新生態，以生態化思維促成顛覆性創新。當前，新科技革命與產業變革正在逐步展開，在戰略科技任務部署上，要“敢為天下先”，要做好風險應對之上的寬容失敗。面向智能社會新型基礎設施建設，在人機融合智能、生命健康長壽、宇宙演化、量子科學、先進能源、超新材料等方面組織攻關，以戰略需求牽引未來產業的創生與發展。借鑒德國弗朗霍夫協會和法國卡諾研究所的做法和經驗，打造科研院所聯盟，提供系統化、工程化解決方案。探索運用眾包眾籌等方式，吸引凝聚乃至創造更多研發創新主體，以開放創新凸顯和釋放戰略科技任務的過程效應和溢出效應。
四是動員社會資源，鼓勵服務創新，解決“誰來支撐”的問題。如在實驗室運行機制上，國外實踐中，既有政府所有、政府運營的GOGO模式（Government Owned-Government Operated），更有政府所有、企業化運營的GOCO模式（Government Owned-Contractor Operated）。美國巴特爾紀念研究所，就受托管理能源部多個聯邦實驗室。可以考慮探索實驗室托管，通過公開招標或定向邀標等形式以及合理合規的流程，遴選合意合格的合同承包商來運營實驗室和科研機構，訂立基于績效考核之上的中長期合約，以高水平專業化支撐服務，切實確保實驗室主任和研究員們集中精力投入到科研主業中。
使命導向的戰略科技力量體系的建構與發展，是落實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建設創新型國家和世界科技強國的重要戰略抓手，需要充分把握科技創新與制度創新“雙輪驅動”，將政府“有形的手”與市場“無形的手”糅合起來，從供給和需求兩個方面，為未來產業發展注入強大創新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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