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網12月21日電 據歐洲時報網12月21日報道，繼恢復高考后，擴大派遣留學生成為中國改革開放事業的又一步重要舉措。一批又一批遠渡重洋的中國學子不僅經歷著自己人生的巨變，更成為中國現代化進程生生不息的“弄潮兒”。40年過去了，成長起來的中國仍需“海歸”的力量。而面對當下單邊主義、保護主義抬頭的國際環境，新一代“海歸”唯有了解中國、溝通世界、發揮優勢，才能更好地重新融入中國這片充滿機遇的沃土。

“我贊成留學生的數量增大……這是五年內快見成效、提高我國水平的重要方法之一。要成千成萬地派，不是只派十個八個……今年三四千，明年萬把人。”1978年6月23日下午，在聽取清華大學的工作匯報后，已恢復黨內外職務并自告奮勇抓教育和科技工作的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鄧小平在談到派遣留學生問題時如是說。

繼恢復高等教育考試招生制度之后，擴大派遣留學生成為中國改革開放事業的又一步重要舉措。在此之前，“文革”運動一度造成派遣出國留學生政策的全面停止執行；從1972年到1977年，內地共計派遣的留學人員只有1200多名。實行改革開放的40年間，中國出國留學人數達519萬人。僅2017年，出國留學人數破60萬大關。

成千上萬的中國青年進入美國、日本、加拿大等世界100多個國家和地區學習，其中有經過嚴格篩選而被寄予厚望的公派留學者，也有為追求個人理想進而貢獻中國社會的自費留學生，后者在中國經濟走上正軌的90年代之后更成為留學教育的主力軍。

走出國門的留學生群體是改革開放政策引導下中國社會飛速發展的受益人，也是將世界展示給中國、讓中國走向世界的推動者。40年間，留學生的命運與改革開放的歷程彼此見證。

40年前，中國需要海歸

“Home,home,sweat sweat home,there is no place like home.（家、家，可愛的家，沒有地方比家更可愛。）”30多年前，面對“是否要留在美國”的發問，還在美國訪學的柳百成這樣回答。1978年12月26日，中國向美國派出的首批52名訪問學者踏上赴美的班機，曾因“資產階級出身”錯失兩次留蘇機會的柳百成名列其中。歸國后，柳百成回到清華任教，至今為國家培養了50多名機械工程專業博士。

1978年，中國留學教育大規模重啟，到1981年初，已向53個國家派出了5000多名留學人員，其中占主要比例的是像柳百成一樣的進修人員，所學專業以自然科學居多。彼時，中國政府在留學生回國問題上有嚴格要求。1981年2月，教育部在做好留學人員回國工作的通知中這樣表示：學習期滿后，不得申請留下工作、索取資助，應急國內工作需要之所急，動員其按期回國。

在了解當年的中國國情后，便不難理解擴大派遣留學政策一開始時的嚴苛。剛剛實行改革開放的年代里，中國尚未脫離“文革”造成的混亂局面的影響，物質生活水平遠落后于歐美發達國家。因此，那時與派遣留學相伴而生的，是學成后的回國問題。回國成為一項既關乎個體又涉及國家命運的選擇。

“國外是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機場的商店里擺著琳瑯滿目的畫報、雜志、刊物，超市商品應有盡有，高速公路十幾個車道并行，確實讓人很震撼。”30多年后，中國與全球化智庫（CCG）創始人兼理事長王輝耀在回憶時寫道。從1984年開始，中國逐漸開放自費留學，個人申請留學成為新的可能。也是這一年，尚在對外經貿部工作的王輝耀萌發出國學習的念頭，經不斷努力爭取到海外留學獎學金，成為中國內地最早一批赴加拿大攻讀MBA的留學生。

隨著留學人員數量的不斷增多，80年代中后期，選擇留在海外工作生活的人數逐漸攀升。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后，西方國家借機截流中國海外人才，更加劇了人才不歸的現象。此時真正重新開啟留學人員歸國熱潮的，還是鄧小平的一席話。1992年2月，鄧小平在南巡途中視察亞洲仿真技術公司時，對該公司總經理、留美回國的學者游景玉說道：“要作出貢獻，還是回國好。”

緊隨鄧小平的表態，1992年8月12日，中國國務院辦公廳發布《關于在外留學人員有關問題的通知》，明確了“支持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的留學教育方針。1993年，該方針被寫進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文件，為中國留學生回國打下一劑“強心針”。

“小平同志對海外留學生期望之殷殷，深深地觸動了我。”王輝耀講道。1993年，時任加拿大魁北克駐香港和大中華地區首席經濟代表的王輝耀在任期滿后，選擇回到中國，創立了自己的國際商務咨詢公司，并帶領公司為中國諸多重大項目如三峽工程的引進外資和國際合作發揮了重要作用。

從90年代開始，中國政府不斷將留學工作的重心從派遣留學轉移到吸引留學人員回國上來，憑借對海外人才的誠摯渴求，終于吸引到大批像王輝耀這樣的“海歸”群體，為中國現代化事業建設提供了全新的動力。

40年后，海歸需要中國

70、80年代留學生前輩趟出來的一條路，為國外大學認知中國學生、中國學生出國游學都產生了積極影響。

對于今日的中國留學生而言，回國與否或已不再成問題。90年代，中國經濟在改革開放政策的引導下步入正軌；2010年，中國的名義國內生產總值（GDP）超過日本，成為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此期間，中國留學生選擇學成回國的人數超過313萬人。僅2017年，留學回國人員人數達48萬余人，較前一年增長11.49%。

如果說40年前的中國更需要海歸人才的助力，那么如今留學回國的海歸更加需要中國的市場環境來實現自己的抱負。

“本科畢業后，我去了紐約大學修讀統計學專業碩士，在出發前就做好了3年后回國的打算。先在企業干幾年，為以后創業積累資本。”目前在深圳某互聯網公司工作的封先生講到，“高中時我曾去過一次紐約，這么多年過去，并沒有看到它有太大變化。相比之下，深圳可能機會更多、更有活力。再說，對于國外，我始終沒有歸屬感。”

從供不應求到供過于求，“海歸”這個牌子的含金量對于今天的中國人才市場而言已不如前。有統計顯示，七成2018年上半年回國的海歸群體對于內地的薪資水平并不完全滿意。即便如此，依舊阻擋不了更多的海外學子選擇回到中國這片充滿機遇的沃土。在此背景下，中國海歸學子需要不斷自我提升，從而適應改革開放40年后的中國新環境。

“留學生有很大的優勢，國際化的視野肯定比本土學生強；但也有天然的弱勢，離家時間長了，家的味道慢慢就忘了。”北京市委組織部人才工作處副處長于海蛟在2018年8月舉辦的第13屆中國留學人員創新創業論壇暨歐美同學會北京論壇上說，“我所接觸到的比較成功的海歸人士，既保持著在海外的獨立思想，也懂得中國的國情和傳統文化之道。這兩者結合好了才能真正有所作為。”

VIPKID創始人、80后海歸創業者米雯娟或許是新型海歸人才的一個代表。2013年底，她創立VIPKID在線少兒英語公司，以外教一對一視頻的方式授課，如今已有50萬來自世界各國的小朋友注冊學習英語和漢語：“未來我們還會繼續推動下去，幫助這一代小朋友建立全球化的視野，讓這個世界更加共通共融。改革開放給我帶來了創業機遇，如今我將回報以感恩和初心。”

海歸已成中國通向全球化的“橋梁”

回顧歷史，可以看到中國留學大潮的興起一直與近代中國現代化進程息息相關。19、20世紀之交，中國為救亡圖存而選派120名幼童留學美國，之后又誕生了孫中山、詹天佑、嚴復等仁人志士，開啟了中華民族的覺醒之路；五四運動前后，新青年們在求新求變的思潮下先后踏上赴歐、赴日留學的旅程；改革開放的政策下，中國終于迎來了近代最大規模的留學潮。從這一角度看，留學生運動的冷與熱就是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晴雨表。

另一方面，隨著中國的進步，海歸群體也需不斷進步。在國際不確定因素增加、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抬頭的背景下，中國政府屢次表態將堅持改革開放的步伐，擁護全球化這一大勢所趨。對于中國而言，留學教育從來不只是為了培養不同領域的知識精英——留學生是當代中外文化交流的天然紐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