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數據安全與隱私保護中，不存在畢其功于一役的技術與手段。圖片來源：百度圖片
即使有不斷加強的研究和新技術手段，在技術層面上也很難根本解決數據泄露、侵犯隱私的問題。
■本報記者 王佳雯
“這是我的錯誤，我很抱歉！”臉書（Facebook）創始人兼CEO扎克伯格道歉了。美國當地時間4月10日，自3月份臉書卷入用戶數據泄露丑聞，甚至被指所泄露的數據影響了美國大選之后，扎克伯格現身美國國會參議院的聽證會，在44位參議員5小時的拷問中，面對媒體的長槍短炮不斷道歉。
認錯，這是扎克伯格此次聽證會證詞中最重要的關鍵詞。雖然這并不能真正挽回事件已經造成的影響，但從市場反饋來看，扎克伯格獨自面對參議員質詢的形象，還是贏回了不少信任——臉書股價在當日大漲4.5%，為該公司挽回了200多億美元市值。
錯的不只是“臉書”
公眾需要扎克伯格道歉。特別是當公眾得知，泄露的用戶數據波及范圍從5000萬人增加到8700萬人并有可能影響了重大政治事件后，人們對這家意圖聯通世界的互聯網公司信心掃地。臉書股價短期內最大跌幅達13.52%，公司750億美元市值隨之蒸發。
事件發酵至今，在對臉書一邊倒的抨擊中，也不時有微弱的聲音闡述不同意見。有社交媒體就曝出，一位硅谷互聯網公司做廣告推薦算法的工程師就認為“臉書沒有錯”。
回顧數據泄露過程，事件起源于一款風靡美國的人格測試第三方應用。“經過授權后，用戶自愿參加問卷調查，第三方就能獲得你的信息，事實上，整個過程是用戶同意的。”上海交通大學計算機科學與工程系教授朱浩瑾分析稱。
這款依托于性格測試的游戲，具備借助社交網絡信息分析用戶行為模式和傾向的能力，它不僅可以通過從用戶在臉書上的點贊信息推測用戶教育情況、行為模式、政治傾向，甚至能夠推測用戶兒童時期是否受過心理創傷。
一家名為全球科學研究（GSR）的公司利用上述游戲的機理，開始收集臉書用戶數據，受訪者需要開放自己臉書賬號以登錄該應用，并可以獲得約5美金的報酬。
30多萬美國民眾參與了測試，但由于該應用同樣可以收集臉書賬號好友的點贊記錄和個人信息，最終5000萬用戶受影響，而臉書經調查發現，實際受影響用戶達8700萬。這些數據最終被轉賣給了被指影響美國大選等政治活動的劍橋分析公司（Cambridge Analytical）。
“這次數據泄露事件就是由于GSR對數據進行了非法售賣而導致的。根據臉書的數據使用政策，第三方應用所收集到的用戶好友數據，只能被應用于提升用戶體驗，不允許被用于進行售賣或廣告投放。”浙江大學網絡空間安全研究中心主任任奎告訴《中國科學報》記者。
在上述用戶數據收集并最終泄露的過程中，臉書 “沒有對第三方程序給用戶帶來的風險及時監督、監管”，但同樣應當受到譴責的還有導致用戶數據被用于不道德目的的GSR公司。
數據“更懂你”
無獨有偶，臉書公司所遭遇的信任危機，國內的互聯網公司同樣也在經歷。從對攜程利用大數據殺熟的詬病，到今日頭條虛假廣告風波，擁有用戶數據的互聯網公司因技術壁壘，在對數據的利用和保護中，相較于普通公眾都擁有絕對優勢。
臉書事件發生后，中科院心理所心理與行為科學大數據研究中心趙楠與朱廷劭也曾在中科院心理所公眾平臺對事件做出解讀并直指，“我們在社交網絡上的一舉一動，都是我們性格特點與內心狀態的某種反映。”
依據其研究，只要用戶的社交網絡日常使用積累到一定數量，科學家就可以運用人工智能技術，利用社交網絡信息算出用戶的性格特點。
尼爾·波茲曼曾在《娛樂至死》一書中指出，“毀掉我們的不是我們所憎恨的東西，而恰恰是我們所熱愛的東西。”可以說大數據時代所暴露出來的一系列問題，不僅印證了波茲曼的話，也令他的擔憂具有了更廣泛的意義。
“現在人工智能、計算機都在為用戶提供便利，但這一定要犧牲一部分隱私的，把隱私過渡給計算機，讓它知道你的信息，它才能根據信息提供服務。”朱浩瑾說。
事實上，引發臉書此次問題的用戶畫像技術，在國內互聯網公司同樣也得到廣泛應用。“很多公司都在用隱私數據做定向推廣，這和將用戶數據轉賣給第三方或者用于不道德目的是兩回事。”朱浩瑾說。
朱浩瑾解釋稱，企業要把利益最大化，在對用戶畫像基礎上做廣告投放、產品推廣，站在算法的角度上無可厚非。只不過，即使是出于合理商業目的，正確利用算法不斷精確用戶畫像，隱患也已初露征兆。專家擔憂，過度追求精確的用戶畫像，正不斷增加在用戶的隱私在無形中受到侵害的風險。
“隱私的終結”待何時？
2015年，《科學》雜志曾發表專刊探討“隱私的終結”。 至今3年過去，追求互聯互通的互聯網技術，越來越多地開始經受是否侵犯隱私、如何合理利用用戶數據的拷問。學界與企業的討論、公眾的質疑與擔憂，未能推動衍生出可以保護用戶隱私的根本性舉措。
“隱私是個很復雜的事情，不同的場合、不同的人，對于隱私的認識都不太一樣。”朱浩瑾說。盡管如此，以國內為例，2017年正式實施的《網絡安全法》事實上已經推動了一部分個人屬性信息的保護，比如“位置信息”。只是，目前來看，這樣的法律約束猶顯不足。
現在用戶的數據一旦有了“一度公開，二度公開就很難避免”，任奎解釋說，所謂二度人脈是指好友的好友、同學的好友等間接人脈關系，目前這樣的人脈關系已經成為臉書等平臺幫助用戶擴大人際關系網的熱門手段。
但在臉書的數據泄露案例中，正是這樣的二度公開信息，讓沒有同意參與數據搜集的用戶信息也無辜被泄露、利用。這無疑會帶來巨大的隱私隱患。
同時學者們也關注到，互聯網公司收集到的用戶數據存在“從一個企業內部走向另一個企業”的情況。于是才會出現，當用戶在一個互聯網平臺搜索某些信息，在另一個平臺便會出現他所搜索信息的相關產品推廣。
“這樣的大數據應用是有價值的。”朱浩瑾說，但隨著企業的用戶畫像越來越精確，企業間的數據交流是否會涉及到用戶隱私問題也備受學界關注。專家提醒，在數據安全與隱私保護中，不存在畢其功于一役的技術與手段，但可以肯定的是，政府的監督、企業的自律、科研人員的探索、公眾的自我保護每個環節都必不可少。
從技術層面，國外的研究人員研究了差分隱私技術，可以既保護個體隱私，又允許相關企業、機構從整體上做數據分析。目前，蘋果、谷歌等公司已經開始使用，而國內互聯網企業也對相關技術十分關注。
“這不是某一家互聯網公司存在的問題，要解決這個問題需要多方面的努力。一方面用戶保護隱私的意識不斷提高；另一方面，對于每種服務相關信息的具體使用也需要更好的監管。”任奎最后強調。
專家坦言，即使有不斷加強的研究和新技術手段，從技術層面上很難從根本上解決數據泄露、侵犯隱私的問題。面對不斷發酵的用戶數據濫用問題，更重要的是，通過行之有效的監管手段，為互聯網企業在追逐經濟效益的訴求時套上法律與監管的韁繩，在尋求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間、在為公眾提供便利與保護公眾隱私間找到微妙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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