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記者了解到，剛剛恢復自由身的曾愛云不認同法院對他“證據不足”而判決無罪的理由，已決定提出上訴，要求法院重新作出無罪判決。
7月21日，湖南省湘潭市中級人民法院對發生在12年前的“湘潭大學研究生殺人案”一審公開宣判：判決被告人曾愛云無罪，另一被告人陳華章犯故意殺人罪，判處無期徒刑。
2003年10月，湘潭大學機械工程學院2002級碩士研究生周玉衡校內遇害。11月，同為該院研究生的曾愛云、陳華章兩人因涉嫌故意殺人罪被逮捕。法院此前認定，被告人曾愛云因和死者周玉衡喜歡同一個女生李某，對此比較煩惱，并多次向好友陳華章表示想教訓一下周。而被告人陳華章和周為同門師兄弟，因導師偏愛器重周，陳華章心懷嫉妒，遂與曾愛云合謀殺害周玉衡。湘潭中院2004年至2010年三次作出判處曾愛云死刑、陳華章無期徒刑的判決，湖南省高院維持過一次死刑判決，被最高法院發回重審。
2013年4月17日，湘潭中院第四次一審本案，今年7月21日做出一審判決。按湘潭中院新聞發言人的解釋，對曾愛云無罪判決的依據是：全案證據存在較多難以排除的疑點和矛盾，無法形成完整的證據鎖鏈。根據《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九十五條第(三)項的規定：“證據不足，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的，應當作出證據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無罪判決。”
記者了解到，曾愛云和律師將就以上判決提出上訴。曾愛云認為，法院認定他無罪的理由是“事實不清、證據不足”，是錯誤的。請求上級人民法院根據《刑事訴訟法》第195條第（二）項：依據法律認定被告人無罪的，應當作出無罪判決的規定予以糾正，還上訴人的清白。
曾愛云說，相關上訴材料會于近日提交，他需要的是一份真正的無罪判決。
■ 對話
曾愛云：我要的是徹底的清白
獲釋
外面的各種變化都跟自己沒有關系
新京報：重新獲得自由的這些天是怎么度過的？
曾愛云：7月21號出來，差不多一周的時間，做的最多的是見親戚朋友，回到老家，好多人都來看我，大家都為我高興。很多人都是10幾年沒見了，很多親友見到我就掉眼淚，劫后余生的感覺。
新京報：對你來說，哪些變化沖擊最大？
曾愛云：變化是天翻地覆的，建筑、交通，跟記憶中完全不一樣了。我老家只是個山村，但是回村子那天，還是找不到家，新蓋了很多房子，只能在腦袋里一點點搜尋殘存的記憶。
所有變化都沖擊我，外面世界的這些變化，自己這十幾年是被隔絕在外的，所有變化好像自己都沒參與、都跟自己沒有關系，這最沖擊人。
新京報：十幾年被羈押的日子對現在生活有影響嗎？
曾愛云：很明顯的影響是睡覺，在里面的時候早6點起床晚上10點睡覺，天天一樣。回到家里大家都很高興，有時候夜里很晚才睡，但不管多晚睡，早晨到那個點兒非常機械地就醒，再睡不著了。
新京報：親友們都說些啥？
曾愛云：說我變老了唄。年紀老了十幾歲，那時候還是小伙子，這是很直觀的。不過親友們跟我說的最多的是，我很堅強，挺了過來。好多人看到我現在的樣子很詫異，他們覺得應該更慘一些。（笑）
申訴
一級一級地盼望，一級一級地失望
新京報：2004年第一次判處死刑時的想法是什么？
曾愛云：就覺得進了那個門，命就不是你的了。剛開始想，警察說我殺人了，檢察院、法院在之后判案子的過程中應該能發現問題吧，但是都沒有。
所以第一次判死刑的時候，就是又無奈又絕望。但那時候因為總被審訊，對我來說也是無休無止的折磨，所以死刑判決出來的一刻，也有一瞬間想：死了也好，死了就沒有痛苦了。
新京報：之后開始了漫長的申訴？
曾愛云：是，想死的想法很快打消了。我5歲時候就沒了爸爸，媽媽一個人拉扯我長大，把我培養成村里第一個重點大學的學生、研究生，我不想她作為一個殺人犯兒子的母親活著。對我自己來說，我也不想被誣陷。后來律師介入，就開始申訴了。但是中間有七八年的時間，一級一級地盼望，然后一級一級地失望，湘潭判了死刑，到了高院，發回重審，這是一點希望，但是發回重審之后又是死刑，后來湖南高院也核準了死刑，案子到了最高院。
新京報：這里面有個插曲，說是最高院不核準死刑的通知到了你手里你激動地當做寶貝，連自己的律師都不敢給看？
曾愛云：什么是命懸一線？那就是。可能對于那些法官來說，給我的不過就是幾張紙，但對我來說就是我的命。
除了不斷上訴，我還在里面給各級政法機構、律師等各種各樣的人寫信。我沒有別的請求，就是求他們仔細看一下我的案子，就仔細看一下，在很多信里我都有寫，我不是怕死，我也不怕等。即使最后我死在看守所里，他們能還我清白，我也認。
轉機
熬到這一天，還算幸運的
新京報：這12年最難熬的是什么時候？
曾愛云：2010年前后吧，到大概2012年。那幾年幾乎就到這條命的臨界點了。身體和精神都非常差，沒有任何免疫力，幾乎一直都在感冒。躺在床上每一根骨頭都疼，幾乎把藥當飯吃。對我來說那段時間是最難熬的，所有的情緒壓在心里，最后也爆發出來了。有時候開庭，我就不管不顧地罵出來。提審的時候，我使勁用手砸捶鐵欄，那時候身上都是傷，覺得不發泄出來整個人都能被憋死。
新京報：轉機出現在什么時候？
曾愛云：我們在里面，對國家政策變化什么的感受非常明顯。到了2013年，國家開始陸續出臺文件，各地的一些冤假錯案也陸續得到處理。律師也跟我講了很多這方面的事情，寫信給我說我的案子翻過來是特別有希望的，讓我堅持住。
還有特別感激的是看守所的管教，他們看到下發的文件，會特地抄到紙上帶給我，鼓勵我堅持。
新京報：接受到這些訊息時的反應是怎樣的？
曾愛云：鍛煉身體。當時我的想法是一定要把身體搞好，才能等著最終的結果。所以就開始積極鍛煉，跟變了一個人一樣。
新京報：你怎么看待這些變化？
曾愛云：我很慶幸，像出來之后親戚朋友跟我說的，我熬了過來，等到了這么一天，還算幸運的。細想一下，我的遭遇在過去十幾二十年里肯定不是孤例，但是很多人可能都沒等到這一天。想想還是挺恐怖的。
我很感激法律的進步，法治環境的變化。至少我的聲音能被聽到了。一個能聽得進我們這些人聲音的環境，是能夠避免很多悲劇的。
無罪
“我要的是徹底的清白”
新京報：7月21日被宣布無罪，這個判決對你意味著什么？
曾愛云：可能是等得太久了，沒有更多的喜悅。而且對我來說，這次無罪判決并不是終點。那天宣判完我就跟律師商量了，要繼續上訴。
新京報：你對這次判決并不滿意？
曾愛云：宣判里說的是我殺人“事實不清、證據不足”，這幾個字，我決不接受。這件事我沒做過就是沒做過，我不希望我背后有人說“放了他是法律進步了，他殺沒殺人沒人知道。”
我要的是徹底的清白，不能套一個疑罪從無的法律概念，讓我在外面還以一個罪犯的身份活著。所以我要堅持上訴。
新京報：案子中還涉及死者的女友，因為你的案子，她也因偽證罪被判緩刑，想過要聯系她嗎？
曾愛云：我們最后一次見面就是案發的時候，她來看守所給我送衣服，也不讓見，后來就再也沒見過。案發當天我們一直在一起，只是因為說了實話，她就被定罪，人生也被改寫了。
但是如果我當時不認罪，她就不會被牽連了，有時候我也憎恨自己的軟弱，是我的軟弱害了她。
本版采寫/新京報記者 盧美慧 實習生 沈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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