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2日，安格斯·迪頓的頭像顯示在一臺平板電腦的屏幕上。新華社/法新
北京時間10月12日19時，2015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揭曉。出生于蘇格蘭、任教于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英、美雙重國籍經濟學家安格斯·迪頓（Angus Deaton），憑借“對消費、貧困和福利的分析”獲獎。
“他的研究為衡量貧困標準提供了重要指標”
“為了制定促進福利和減少貧困的經濟政策，我們必須先了解個人的消費選擇。在增進對這個問題的理解方面，安格斯·迪頓的貢獻無人能出其右。”諾貝爾獎評選委員會在其官網發布的新聞稿中這樣評價道。
諾貝爾獎評選委員會認為，安格斯·迪頓被授予諾貝爾獎的工作主要是圍繞著3個核心問題展開的。
第一，消費者如何在不同的商品之間消費？回答這個問題，不僅對于解釋和預測現實的消費模型是必要的，而且對于政策改革的評估也至關重要，比如這會影響到消費稅的改革以及不同群體所獲得的福利。
第二，有多少社會收入被消費了，又有多少被儲蓄起來了？這一問題的重要性在于，“為了解釋資本形成以及商業周期的長短，我們就必須要了解一段時間內收入和消費之間的相互作用”。
第三，我們如何才能更好地衡量、分析福利和貧困？在最近的研究中，迪頓充分展示了通過計量個人家庭消費水平理解經濟發展背后的機制，它是非�？煽康姆绞健Ｋ难芯窟�發現衡量貧困程度方面的重大缺陷。
“安格斯·迪頓的貢獻非常重要。”西南財經大學經濟與管理研究院院長、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主任甘犁舉例說，“比如，對于一個三口之家，用人均收入來衡量家庭是否貧困是不合理的。三口之家的人均消費比只有一口人的家庭的花費少，因為三口之家可以共享吃、穿、住等消費。因此在測量時候，需要根據家庭的規模、家庭成員年齡的不同而作出有區別的評估。而安格斯·迪頓在這方面作出了很多貢獻，他的研究為衡量貧困的標準提供了一個重要指標。”甘犁說，此外，安格斯·迪頓還有一項貢獻是“將發展經濟學學科帶入了微觀領域”。
“他非常具有悲天憫人的情懷”
安格斯·迪頓對貧困、不平等以及發展中國家的關注為人稱贊。
安格斯·迪頓近年最知名的論文是2008年發表于《經濟展望》雜志的《世界范圍內收入、健康和福利：來自蓋洛普民調的證據》。去年，安格斯·迪頓出版的《逃離不平等：健康、財富及不平等的起源》一書也深受歡迎。在這本書中，他指出，工業革命以來東西方的“大分流”造成了國際間巨大的不平等。
“我覺得安格斯·迪頓是一位很有人文情懷的經濟學家，對社會懷有悲天憫人的情懷”，中央財經大學經濟學院孫菁蔚博士對中國青年報記者說。
今天，安格斯·迪頓在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獎現場接受各國記者的連線采訪時也表現出了這種悲憫情懷。他說：“我并不想成為一個盲目樂觀的人。在這個世界上，還有著巨大的貧困人群，一些成人和兒童面臨著嚴重的健康問題……對于地球上的許多人來說，情況糟糕極了。”
“安格斯·迪頓尤其關注發展中國家，他的研究對解決全球不平等有重大意義，尤其是針對發展中國家貧困的研究方面，包括貧困的原因、教育、健康等問題。”甘犁表示。
“今年安格斯·迪頓得獎雖然有些令人意外，但是個讓人欣慰的結果。這表明，經濟學研究回歸到了現實問題以及對生命和人性的關愛，從微觀層面關注國計民生，而非過分向方法論傾斜。經濟學終歸是社會科學，由個體組成的社會經濟體是經濟學研究的最主要對象，貧困和社會福利問題永遠是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大問題。因而我認為，安格斯·迪頓獲獎實至名歸，是經濟學研究之幸。”孫菁蔚說。
他對貧困的研究值得中國參考
在甘犁看來，安格斯·迪頓對消費的研究可以幫助理解中國的家庭儲蓄和消費問題。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教授盧現祥認為，安格斯·迪頓的研究對中國的借鑒意義主要體現在兩方面。
“首先是安格斯·迪頓對于消費和收入關系的研究。中國目前正處于經濟轉型期，面臨的最大困擾是內需不足。那么，消費和收入到底是什么關系？安格斯·迪頓的研究中許多微觀數據，對于我們研究如何擴大內需、研究轉型時期的消費行為有啟發意義。”
“其次，安格斯·迪頓對于不平等、貧困問題的研究非常多，這也是他獲獎的一個重要理由。在《逃離不平等：健康、財富及不平等的起源》一書中，他提出了一個重要觀點：政府能力的缺乏——包括在分配以及提供公共產品等能力上的缺乏——是導致貧困的根源之一。這一點值得我們關注。”盧現祥說，“過去我們講扶貧效果，總是著重于對貧困本身的研究，但在政府管理能力方面、治理能力方面的反思比較少。事實上，諸如收入差距過大等一些不平等現象，都與政府管理有關。如果政府治理能力再強一點，貧困或許會減少很多。我國要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安格斯·迪頓提出應加強政府管理能力，以治理和解決貧困，對我國是有借鑒意義的。”
孫菁蔚也認為，安格斯·迪頓對貧困的研究值得中國參考。“安格斯·迪頓對于貧困問題的研究精髓在于如何正確度量貧困程度，并非提出消除貧困的具體方案。這正是經濟學家的首要任務：對政府所面臨的問題作出客觀描述并為決策者提供政策制定依據。”
“安格斯·迪頓在對發展中國家的貧困程度進行估算方面還有很多創新，并且更貼近實際，也更加現實可行。比如，安格斯·迪頓指出兒童與成人在消費方面的顯著差異，提出基于家庭樣本的貧困度量會由于家庭中兒童人數的不同而無法如實反應單一個體的貧困程度，這是一個合乎情理卻又易被人忽視的事實�；谶@一事實，對貧困的評估加以修正，可以幫助我們更清楚地了解不同年齡群體的生存狀況，進而在政策制定方面更有效地服務于不同的社會群體，做到有的放矢。而由于其在消費和需求相關理論和實證研究方面具有深厚的積淀，安格斯·迪頓對社會福利的分析，為如何使用商品單位價值衡量貧困人口的消費提供了重要依據。”
“安格斯·迪頓的研究對發展中國家的社會進步和經濟建設具有重要意義。他的一些研究已經在印度等國得到實踐驗證，在指導這些國家的相關政策制定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孫菁蔚說。（原標題：“他的研究對解決全球不平等問題有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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