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接受媒體采訪，還是講話發言，中科院高能物理所所長王貽芳總是能做到言簡意賅。讓人覺得眼前的這位學者，始終散發著一股高冷之氣。然而，出乎意料的是，王貽芳這次卻聊了很多。
2001年，38歲的王貽芳放棄了美國斯坦福大學的工作回國，多年來，他見證了中國粒子物理的成長與發展。
粒子物理，是一個較為傳統的學科。若從1897年發現第一個基本粒子電子算起，粒子物理已走過了百余年歷程。盡管同近幾十年來出現的一些新學科相比，粒子物理并沒有那么時髦和招人眼球，但它在科學研究中卻有著十分穩定和極其重要的地位，代表著現代科學發展的最前沿。
2013年，希格斯玻色子的發現，讓粒子物理進入了一片更為深廣的天地。
“發現希格斯玻色子后，需要進行大量與之相關的物理現象測量，很多研究都是圍繞著探索其性質展開的。”王貽芳說。
與此并駕齊驅的，是尋找超出標準模型的新物理現象。“通過目前的實驗來看，標準模型顯然不是一個終極理論模型，還有很多不完備之處。所以，尋找新的物理現象，并根據它們構建更新一層次的理論，是粒子物理目前研究的一個主要目標。”
2015年，諾貝爾物理學獎花落“中微子振蕩”，這也讓粒子物理的關注度再次升溫。然而，對于中國的粒子物理發展，王貽芳卻有著一份憂慮：“近年來，中國基于加速器物理研究的投入不斷增多，但跟國際上相比，投入比重仍差很遠。”
“所有的事情都是由項目和經費拉動的。錢不到位就沒有人才，沒有人才就沒有論文，也就沒有成果和影響力，這是一個連鎖反應。”王貽芳說。
然而，很多人對此表示不解，國家每年投入那么多錢給粒子物理，為什么還說不夠用呢？
“大家可能覺得粒子物理投入很多，但實際情況卻并非如此。”王貽芳指出，粒子物理科研項目的特點使得投入其中的經費顯示度較高、較集中，“所以只要投一個項目，就全都看見了”。但是，這樣的投入，指向的卻是幾百個人十幾二十年的努力結果。“如果算算人均經費，與其他領域相比，是要落后很多的。”王貽芳感慨道。
除了經費投入方面的困難，人才引進也成為了粒子物理國際化的一個羈絆。
“在海歸人才的引進上，應該少一些條條框框。”王貽芳舉例說，目前國內在人才引進上有“人才”和“青年人才”等各種各樣的“籃子”，“但那些在國外做副教授的人怎么辦？他們一般30~40歲，正是出成果的年紀，是我們引進的主要目標”。
王貽芳一再強調，人才的水平、能力和待遇應該是一個“連續譜”。“合理的做法應該是任何層級的人才都包含其中，不要出現斷檔，否則會造成重大缺失。”
同樣，在國際人才引進方面，也顯露出一些問題。“我們所有的政策都是讓人家來干三五年，沒有真正想讓人家在這里干一輩子。”王貽芳指出，由于在醫療保障和社會保險等方面沒有制定與之匹配的政策，因此很難吸引到那些真正想要的人才。“我們沒有設身處地地為引進人才考慮，讓他們在中國有一個長遠發展的政策環境。”
今天，在粒子物理領域，國際化之路已經不可回避。然而，無論是國際人才的引進，還是國際合作的開展，都需要合理的政策來保駕護航。
“我們派人出國的差旅費是有的，但是給合作方的設備投資就沒有經費了。”王貽芳解釋說，在高能物理領域，一個正常的設備經費投入方式，應是80%投入國內，20%投入國外。“而我們現在對國外的投入，可能連1%都沒有。”
造成的結果必將是一個惡性循環。“你對別人不投入，別人對你也不投入。這些都嚴重影響了粒子物理研究的國際化。”王貽芳遺憾地說。
希格斯玻色子的發現，吸聚了全世界的目光，也讓很多大科學裝置在后續探索中被寄予厚望，中科院高能物理所主持的CEPC（環形正負電子對撞機）便是其中之一。
“CEPC的一個最主要目標就是要把希格斯玻色子的性質搞清楚，因為這是目前發現的所有粒子中最奇怪的一個。”王貽芳認為，真正做科學的人，不會把自己的工作和諾獎聯系起來。“諾獎在統計學上是有意義的，但個別的諾獎并不能說明問題。”
歐洲核子中心發現了希格斯玻色子，但諾獎卻給了愛丁堡的彼得·希格斯。“但科學研究的中心和引領者，仍在歐洲核子中心而非愛丁堡。”王貽芳強調，科學研究的目的是為了推動科學知識的前行，如果科學發展是基于某種偶然性，永遠不會成功。“未來，中國的粒子物理是想成為愛丁堡還是想成為歐洲核子中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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